没有设立独立的减刑假释工作机构。由于这些庭室都有自己传统的主要工作业务，刑庭的法官主要任务是审理刑事案件，审判监督庭主要是对错案或者可能判错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随着案件的增多，工作任务的艰巨，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所以无论将减刑假释工作附属于哪个庭室，他们都很有充足的力量去审核减刑假释案件，最终导致效率低下，审核流于形式。在人员配备上，业务庭室都没有为减刑假释工作配备专门办理的人员，即使配备了，也只是配备年纪已高、身体状况较差，或者业务水平不出色的人员，作为工作上的照顾。
3、缺少评估管理制度，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绝大部分法院对案件都有一套监督、责任追究的评估管理制度，并能根据各类案件的特点细化管理规则，指导与监督法官办案，在管理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很多法院都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对减刑假释这类特殊案件进行细化管理。对减刑假释案件既无质量评查标准，也无监督管理措施、激励与追究责任的制度，在管理上出现真空，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
（二）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人员都将减刑假释出现弊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上几个因素，似乎只要根据以上因素，有针对性地加强减刑假释的工作力量，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但仔细
深思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出现以上现象（即表面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作为法院领导不可能不想把这项工作干好，不可能不重视这项工作。特别是学界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非议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法院的改革也仅仅是将这项工作从这个庭换到那个庭，换汤不换药，都无法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人民法院至今都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结症。
根据多年的减刑假释工作经验，笔者认为问题的结症就在于人民法院至今都无法确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减刑假释标准。虽然我们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因此，法官在减刑假释的过程，不知道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如何对案件进行审裁，感到非常迷惑。没有自己的准则，没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自然也就陷入被动的地位，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而监管部门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自己部门利益的减刑假释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来确定是否给在押犯减刑假释和减多少刑。由于人民法院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法院的工作就变成了审查监管部门申报的材料是否违反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服刑人员是否达到监管部门制定的减刑假释标准。由于监管部门提交的材料一般都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的审裁过程中，就主要审查这些材料是否有假，实际上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上。人民法院将自己的工作任务锁定为对监管部门减刑假释工作进行监督，而法律明确规定监督工作是由检察院担任，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也就扮
演了一种很尴尬的角色。因此，在减刑假释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就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
把握了这点，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减刑假释工作的弊端中，其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表现如下：由于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标准，确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所以只能根据监管部门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准予减刑假释，其工作任务变成只看看材料的真假，工作变得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设立单独的工作机构，也没有必要配备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员；由于工作上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人民法院同样也制定不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自然也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除了案件的数量能够说明工作量很大外，总结不出任何其它业绩；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自身工作的改进，他们对自己制定的标准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并且还有检察院的监督，所以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材料，每份都是符合监管部门标准的，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又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自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自主发言权，最后只能“照批无误”，只做形式的审查；由于只作形式上的审查，特别是减刑工作更加突出，其审理程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程序用不着规范，服刑人员作为当事人是否参与都无所谓。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受人指责的弊端皆源于此，不认识到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无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谁，这些弊端都无法避免；不从深层次原因入手破除这些
弊端，任何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取得成功。
三、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的必要性
既然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减刑假释规则，完全按照监管部门的标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那么减刑假释是否还需要人民法院审裁？
人民法院之所以无法制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是因为制定这些规则的难度很大。因为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实践中，什么是“立功表现”还好把握，但如何把握“确有悔改表现”难度就大了。由于立功表现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在押犯减刑的依据都是“确有悔改表现”，如何理解“确有悔改表现”又显得至关重要。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同时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自然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依据。监管部门确立的这套减刑假释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并不怎么成功（对此学者的论述甚多，笔者在此不再多述），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成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但是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在实践中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完全倒过来。实践中，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劳动分数少，就很难获得减刑假释。作为监管部门确立这样的标准，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们无法强求哪个部门、哪个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立法者在制度的设计上，必须还要设立一个机关站在超脱的地位，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评议，做到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虽然主张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在人民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要设立一个减刑假释委员会，来替代人民法院的工作。但无论这个委员会怎样组建，怎样设置，他们都不如人民法院有优势，没有谁比人民法院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从权属问题看减刑假释审理就业新格局-龙显雄.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