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1.一、《王义堂现象说明了什么?》(50分)
不到两年换一个,换了12任厂长也没摆脱亏损的一家国有企业,却在一个农民手里起死回生。1994年5月,当王义堂接手河南泌阳县水泥厂时,该厂亏损123万元,到年底,王义堂却使该厂盈利7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税525万元。第三年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仍实现利税470万元。
当年水泥厂多年亏损,再任命谁为厂长呢?难!有人说:“让王义堂试试吧!”。王义堂?这提议让大家一愣,他是水泥厂所在地的农民,他怎么能当国有企业的厂长呢?可再一琢磨,认为王义堂有本事,他和人合伙开办的公司,个个盈利。县里与王义堂签订了委托经营协议。王义堂交10万元抵押金,企业亏损,抵押金没收;企业盈利,退还抵押金本息,还可按30%的比例得到奖励。
谈起当时厂里的情况,王义堂至今记忆犹新:全厂413名职工,其中行政管理人员113人,厂长一正八副,各自为政。一个科室有五、六个人,天天没事干。来三五个客人,是一、两桌相陪;来一个客人,也是一、两桌相陪,20个月吃掉30多万元。
上任后,王义堂把原来的9个正、副厂长全部免掉,但对原来的规章制度,没有改变,只是不让原来的制度成为挂在墙上的空口号。他规定,职工犯错误只允许三次,第四次就开除。不过,他到底也没开除一个人,倒是有二、三十个光棍汉主动调走了,因为实行计件工资后,这些人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光拿钱不干活了。于是,企业每小时水泥的产量从过去的五、六吨提高到十多吨。
起初,有城里人身份的人对王义堂的严格不很满意,但王义堂早上5点钟就上班,一天在厂里呆十几个小时,他的责任心,最终让职工认可了。
针对王义堂现象,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个案:厂长、经理个人的道德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企业的生死兴衰。这不是纯经济学所能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目前企业存在亏损的情况下,关注并研究王义堂现象有着特殊的意义。 问题:
⑴王义堂现象说明了什么?
⑵在当前,研究王义堂现象有何现实意义?
【答案】:
1.王义堂现象说明领导者个人的实际管理水平与素质,即真才实学很重要。 同时还说明,王义堂采用的专制管理方式,在技术相对简单和成熟、而管理又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具有很好的效力。 2.在当前研究王义堂现象,有以下现实意义: A.国企改革应首先从企业领导人入手; B.国企改革的关键是管理创新。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落到实处;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领导人的管理方式。 C.国企改革要进行制度创新,要在经营机制上把领导
人的个人利益同组织利益相结合。当然为了企业长足发展,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等措施。
题目2.二、研究所季副所长的疑惑(50分)
老鲍有时遇见季副所长,季老总要关怀地问起费士廷近来的工作表现。老鲍只能如实反映老费所表现出来的杰出能力。但老鲍有几次也想谈谈自己的顾虑与不安,却总是欲言又止,觉得难于启齿。因为他怕这样一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能力、自信及容人的涵养等方面的弱点,何况季老必然通过亲自考察及其他渠道,对老费的情况已有了深刻的印象。
渐渐地,老鲍开始怀疑,费士廷的加入对本组究竟是不是件好事了:他虽然聪明过人,才华出众,从智力上加强了本组;但这似乎不足抵偿他对本组团结合作精神的涣散与瓦解的消极作用。例行小组会名存实亡,成了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垄断。除了小林一人外,其余的人几乎全不在费士廷眼下。他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粗暴无礼,把人家的意见斥为无知妄说,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他对别人的不耐烦与蔑视似乎在季副所长面前也有所表露,这是老鲍根据自己与季老的偶然谈话而推测出来的;因为季老有一次曾问及老文、老伍和老乔的表现和能力,并说是不是还该分派给他们独立的实验与研究任务,却偏偏未问到小林。这使老鲍怀疑季老是受费士廷对他们能力的不良评价所左右的结果。
老鲍已经感到,费士廷的到来有点得不偿失,已经不是他的个人偏见了。因为他在跟老文、老伍和老乔的个别谈话中,都已感到他们对老费明显的不快甚至反感。老鲍并没有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抱怨,说小组会上老费夸夸其谈,深奥费解;想追问一下,请他详细点深入解释一下,并补充点有关背景知识吧,他又马上显出不耐烦,甚至讥嘲别人“这还不懂?”是“小学生也该明白的常识”,使人家下不了台,下次干脆免开尊口了。当然小林在跟老鲍个别谈话中,没有反映过这种情绪。
大约在老费来光子仪器课题组半年左右后,所领导向老鲍布置了一项任务,说是上级单位对这个项目十分重视,决定下月中旬要在本所开一次现场会,国内有关兄弟单位将来人参加,甚至还邀请了科学院几位知名学者亲临指导,要组里认真准备汇报材料。
按照惯例,这种会上是该由课题组长,也就是鲍尔敦本人来汇报的,材料也应由他准备和执笔。可是随着会期日益临近,他越觉得不让自己去当这汇报人可能更明智些;因为材料中不能不写进费士廷贡献的新论点,特别是那些高深的数学分析。说实话,对这些内容老鲍自知领会得不透彻;且不说介绍得不可能完整深入,而且在客人们提问质询时,更难应对自如。更糟的是,如果他们汇报得不全面、不确切的话,老费自己准会站起来补充或纠正;而且按这老兄的性格,他可不会给你留面子,很可能评头品足、吹毛求疵,甚至痛快淋漓,极尽其挖苦讽刺之能事,使他十分难堪,当众出丑。而报告中不提老费的论点或不让老费列席汇报会,都是不现实的,办不到的,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使老鲍颇费踌躇,举棋不定。
于是老鲍找机会跟季老私下谈了一次话,试探一下本所这位元老的意图。他吞吞吐吐地对季老说:按照惯例,这种汇报会总是在高规格的小范围内进行的,老费作为一般研究人员本是不够列席资格的。可是鉴于他对本课题所作过的特殊贡献,他本人可能也乐意能出席,所以似以他参加为宜。不过老鲍嗫嚅地补充说:光让老费来而将组内其他同志排除在外,似欠公允,他们也做过贡献,有些资历更深,怕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季老听罢,眉梢一扬,略显
惊愕,说:“不致于吧,他们谁都清楚费士廷在这课题开发中的特殊作用,是会理解的。你们组的同志一贯都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嘛。”他然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补充道:“这次汇报会无论如何得让费士廷列席。”老鲍听了,马上跟着说,他也正是这种想法,而且他还觉得应当老费而不是他自己来向来宾们汇报,因为这课题的进展老费的贡献最大;让他汇报,正表现了对他才能的赏识和奖励,何况老费正迫切希望人们能认识到他的能力和功劳。季老听了,沉思一下,点头道:“好,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费士廷在汇报会上的表现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功,他的清晰的表达和精辟的分析如此精彩,一下子就吸引了与会者的兴趣和注意力,会场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完全被他的讲演主宰了。介绍完毕,掌声雷动,然后是一连串热烈而兴奋的评论与提问。老费答疑时得体而中肯,自信而诙谐,顾盼自如,语惊四坐,谁都不能否认,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这会上的“明星”。
当晚,所里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酌备茶点。不仅来宾们应邀参加,所里许多工作人员都来了,其中包括老鲍课题组的全部组员。老费左右总围了一大圈人,如众星捧月;有的继续探讨他的论点,有的谈论他的理论可以应用的其他方向,也有人好奇地探询他的来历,还有的人则极力赞扬他的才能,这后者中便有老鲍在内。
汇报会完后两周左右,季副所长出国去了。他是应邀去国外参加两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属于短期出国,仅去三周多,他便回来了。
抵家的当晚,行装甫卸,还未及到所里去,他心中已急切想了解所里的近况,特别是那个光子仪器组项目的进展,便到他的近邻,所党委书记老陈家去打听一下。
老陈一面给他泡茶,一面跟他说:“你出去不到一个月,所里哪会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不过你问起光子组,近来倒是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位组长鲍尔敦走了。”季老闻听大吃一惊,忙问:“什么?什么?你是说老鲍离开我们所了?这怎么可能?他上哪儿去了?所里怎么没有挽留他?”老陈说:“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早在一个半月以前,他已经去市政府人才流动调剂办公室登过记;很快又听说新疆要成立一个同类型的研究所,急需人才,尤其缺中年骨干;那边求贤若渴,待遇优厚,他就通过市支边办公室跟人家挂了钩。整个过程完全没向所里任何人透露过,而且办得果断迅速,叫人迅雷不及掩耳。等到基本上已经办妥,生米做成熟饭了,才向所里来谈。市委组织部事先来过文,转来省里指示——干部自愿支边,一律不得阻挠,只能支持鼓励。我们不是没找他谈过,婉转劝阻,好言挽留。但他去志已坚,好像再没谈话余地,我们还能咋办?他三天前已经离此远去玉关之西,到那天山融雪,大漠飞沙之处去另谋高就了。”
季老回到家里,感到沮丧、寒心、意外而困惑。这么说,他正是在开汇报会挤进时间去活动调出的喏?鲍尔敦来所已五年多,季老自忖与他私交甚笃,对他的才能也甚为看重,倚为骨干,多方提挈培养,他似也颇为感激,有时戏称自己为“恩师”;他平日显得老实忠厚,对工作也挺满意,干得也很积极,确实也出了不少成果,在这里前程远大,那又为什么要挂冠而去,而且这样突然?……“支援边疆”当然冠冕堂皇,无可厚非,但还有什么别的具体理由,使他对自己不告而别呢?季老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行为十分古怪,不尽情理,也挺不负责任的。一夜辗转反侧,未得安眠。
次晨上班,季老发现桌端有老鲍留呈自己的一封信。信颇简短,略谓他此次去新疆,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