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典型性格理论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很早出现了，但探索、阐明典型性格的理论，却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学术史上看，任何一种学说和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继承性，理论家们也只能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中西方诸多不同的因素，在中西文学批评史上，艺术性格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时差较大，进程也很不一样，各有自己的起点和历史。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引用和阐发的理论，几乎都是“进口”的。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人物形象塑造的观点汇集起来，对这个问题作历史的考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就不难发现，明代以后，我国一些著名的文论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问题进行探索，当中有许多艺术上的真知灼见，它们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的艺术性格理论。中西方文论家对人物形象性格的立论，都是以各自的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自然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艺术性格理论，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科学典型理论，已有定评。我国古代的艺术性格理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和西方的典型理论相通，它具有哪些特点，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一、西方艺术性格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社会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与商业性社会相适应，文学艺术，美学思想，均偏重客观形象的再现，以描写人物为主的摹仿再现的叙事文学传统特别发达，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特别是悲剧），都是重视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行动、命运的，它们是西方典型理论产生的土壤。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提出了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怎样总结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人物的丰富经验，给以理论的说明，就历史地提到了理论家、美学家面前，为他们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在艺术领域讨论艺术性格问题的是柏拉图。他在《理想图》第五卷中写道：
苏：如果一个画家，画一个理想的美男子，一切的一切都已画得恰到好处，只是还不能证明这种美男子能实际上存在，难道这个画家会因此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画家吗？
格：不，我的天啊，当然不能这样说。【1】
柏拉图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艺术永远低于理念世界，否认艺术的真实性。在这里柏拉图从他的理念论出发而提出“理想的”这么一个概念，论及艺术性格这一理论问题。但应当说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第九章中说：
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个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
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2】
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艺术典型的概念，但他通过对文学创作特点的论述，已经从理论上谈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体。而他所说的普遍性，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抽象的理念，而是事物的可然律和必然律，即一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诗学》第十五章中，又具体指出刻画一个人物的性格，应采取适合人物个性特点的语言和感情方式表达出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发生事件的现场中”。【3】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中，他进一步提出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比现实中的人物更美的论点。【4】也就是说，作家可以根据可然律和必然律虚构创造艺术性格，这实际已接触到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是从古希腊的艺术实践总结出来的，都是符合创作规律的精辟见解，是西方最早的艺术性格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讲演提纲，即所谓“秘传本”，亚里士多德死后，曾被埋没在地窑里近二百年之久，到了公元前一百年左右，才重新面世。《诗学》中关于人物性格的这些论述，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重和重视，从罗马时期到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性格理论是贺拉斯的“类型说”。贺拉斯是古罗马诗人，他在《诗艺》中，要求作家刻画人物应注意人物性格的类型特点。他的“类型说”有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要求人物性格的创造，应“自相一致”。如果写传统的人物就要切合传统人物的性格特征。譬如写阿喀琉斯，就必须把他写得急躁、暴戾、无情、尖刻；写美狄亚就要写她凶狠；写伊娥，就要写她的流浪；写俄瑞斯忒斯，就要写他的悲哀。如果写新创造的人物，那也必须注意他的性格特征从头到尾都要一致。第二，他提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语言要切合人物的身份、职业、地域和年龄特点。贺拉斯的“性格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按他的要求，传统的人物性格定型之后，就不能发展；各种人物性格只有“类”的共性而没有人物个性，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印记，在创作上必然导致人物性格定型化和类型化。贺拉斯的“类型说”后来经过波瓦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者的宣传和补充，在西方的文坛上影响很大。从贺拉斯到波瓦洛，这中间虽然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伟大作家，但在艺术性格理论上并没有向前迈步。一直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这方面才有了新的发展。启蒙运动者狄德罗、莱辛等比较重视人物的个性刻画和感情表达，并且初步提出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虽然他们对人物性格的认识还未能完全冲破拉斯“类型说”的樊篱。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歌德、黑格尔等，运用辩证法和历史主义观点，总结文艺创作经验，全面地论述艺术性格问题。康德在他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评》中，提出并且论述了“美的理想”和“审美意象”问题。在西方，典型和理想常常被美学家们互换使用，早期的性格理论多是论述艺术理想的，康德没有使用典型的术语，他所说的“美的理想”就是艺术典型。《判断力批评》包括导论、上卷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和下卷目的论断力的批判。他在上卷第一章美的分析第十七节中谈到“美的理想”时说：“观念上本质是一种理性
概念，而理想则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5】这样他就把感性的个别形象与一种最高度的尽管是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统一起来，阐明了艺术性格的理性理念与感性显现的辩证关系。而他所说的“审美意象”，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创造艺术性格的问题，是指想像力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这种形象显现，是感性的、具体的、个别的，它蕴涵着无限的理性内容。康德所提出的“美的理想”和“审美意象”的理论，标志着西方的艺术性格理论从“类型说”已向“理想说”转变，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影响很大。在德国古典美学家中，歌德是最注意实际的，他反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指导创作，由于他本身是一个作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来回答创作中的理论问题，他的人物性格理论也是这样形成的。他认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是从现实出发，在特殊中显出一般，通过创造一个显出特征的有生命的整体，来反映世界，他不赞同古典主义的“性格说”。他写道：
类型概念使我们漠然无动于衷，理想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自己；但我们还不满足于此；我们要求回到个别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同时不抛弃有意蕴的或是崇高的东西……【6】
他在同爱克曼谈话中，多次强调作家必须抓住特殊，掌握和描述特殊，在特殊中表现一般。他说：
我知道这个课题确实是难，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你也不用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鸣。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7】
对于当时德国文艺理论界所关心的理想和特征的对立问题，他认为作家从显示特征开始以达到美，将理想和特征统一起来。在歌德看来，作家笔下显现一般的个别，应该是“一个活的整体”。【8】他特别推崇莎士比亚，认为哈姆雷特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显出特征的有生命的整体。歌德关于艺术典型这些见解，是具有独创性的。德国古典美学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黑格尔在《美学》中，给艺术美下过一个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这也就是他关于理想（即典型）的定义。黑格尔认为，“美的生命在于显现（外形）。”在艺术作品中，“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9】所以理想艺术的真正中心是人物性格。他还明确提出理想性格应具有3个基本特征：第一，理想性格应具有丰富性和整体性。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0】第二，艺术理想性格应具有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征，本身是一个整体，一个具有个性的主体。”【11】第三，理想性格应具有本身的一贯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12】黑格尔还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论述了性格与环境的关系，认为理想的性格必须和理想的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理想的环境应是
一个“无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它是自然环境、人化的环境和精神关系的总和，它们统一地形成理想的人物存在的外在世界。黑格尔在《美学》中关于艺术理想的论述，使西方艺术性格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虽然力图用辩证法去总结艺术经验，引导了人们从整体上、从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一般与个别、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中去认识、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理想性格”，然而他们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他们所说的“一般”，是指普遍的理性概念，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这就使他们的性格理论始终没有离开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
在西方，科学的典型理论的出现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来探讨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艺术理想论倒置过来，使它建立在唯物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上，着重阐明了共性与个性、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中人物”的艺术原则。【13】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西方美学史上的性格理论的科学总结。
西方的艺术性格理论是以他们的艺术实践为基础，与古希腊以来流行的“模仿说”也有密切的联系。西方的文学艺术旨在追求世界观形态惟妙惟肖的摹仿，所以很早就孕育出他们的性格理论。同西方不一样，中国文学艺术追求的是超越客观形象的神韵意味，认为形态只是透视无形实在物的线索，这种美学观着重于主观情感的表现，它的社会基础是宗法式和农业性的中国古代社会。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抒情性的文学占统治地位，发自抒情文学的“意境”说成为中国文论的精髓和核心。叙事文学兴起较晚，有关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诞生较迟，且不系统，因而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影响也没有西方的艺术性格理论大。
二、中国艺术性格理论的流变
我国艺术性格理论的出现，是在叙事文学兴起之后。我国魏晋时就已经有“古小说”，但“古小说”还不是小说，是小说的初级形态。“古小说”大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中国小说的正形行成应当在唐代，其标志是唐代传奇。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如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沈既济的《任氏传》等，就是唐传奇的佳作。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艺术上已相当成熟。宋元以后，新兴市民经济兴起，与此相适应的市民文学（小说）和杂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们面向广泛的社会阶层，现实性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颇有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对后来的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总是尊崇经史，贬斥小说和戏曲，视之为末技，在这种封建的正统文学史观支配下，明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却未能反映出这方面的创作成果，更谈不到专门论述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问题。到了明代，随着新兴市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涌现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而且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也相继问世，文坛上才相应地出现一些小说批评理论文章，其中也有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进行评论的，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艺术性格论。在这方面，比较有见解并且给后人以深远影响的是明代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李贽。李贽有关小说理论的论述，主要是包含在《焚书》、《藏书》、《初潭集》等几部著作中。其中《初潭集又叙》和收在《焚书》卷三的《忠义水浒传序》是专论小说的文章，后者是现存《水浒传》最早的序文之一。这两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小说理论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早期的小说评论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往往将小说比之于史书，《水浒传》流行以后，有不少人就拿它同《史记》比较，李贽也把《水浒传》和《史记》并列，明确肯定《水浒传》的思想艺术价值。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一开始就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发愤
著书说”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史上由来已久，但都用于论经史诗文，李贽则用之于小说创作，这对于长期把小说看做消遣玩艺的旧文学观念，显然有了突破，是一种新的小说观念。正是从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出发，他十分重视总结小说创作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问题，并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了某些新的理论概括。
李贽对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评论，多采用评点的形式。《藏书》和《初潭集》是李贽编辑的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集，在两部书中，有他对所选史传和小品的评点。此外，他还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和戏曲做过评点，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容与堂刊一百回本《李卓贽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4】一种是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李贽评忠义水浒传》【15】容本、袁本李贽评语的真伪，一直有不同看法，现也有学者根据资料和评语观点考证出容本为叶昼伪托本。这两个评本思想倾向不同，但艺术见解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都是用传神论的观点来分析和评论作品中的人物，有共同的美学见解。李贽、叶昼的小说评论中性格论十分突出，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提出了“传神”“逼真”“肖物”等范畴，作为评价人物真实性的美学标准。传神论在中国古代艺理论中最初是在绘画理论领域提出来的，第一个在绘画上明确提出传神论的，是晋代的画家顾恺之。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传达神气比勾画形体难得多，故主张画家要侧重于传神。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与绘画有类似之处，同样有一个画形、画神和正确处理这两方面关系的问题。李贽在《初潭集又叙》中谈到《笑林》和《世说新语》这两部笔记体志人小说集时，借用绘画理论中的传神论来评小说中的人物：
今观二书，虽千载不同时，而碎金宛然，丰神若一。学者取而读之，于焉悦目，于焉赏心，真前后自相映发，令人应接不暇也。譬则传神写照于阿堵之中，目睛既点，则其人凛凛自有生气也……
在《初谭集》卷十四录《世说新语》说，又反复强调要点“目睛”，要出“神”。容本、袁本对《水浒传》人物的评论，也多处有此类话。如容本《水浒传》第三回回末总评说：“李和尚曰：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第二十四回潘金莲向武松吵闹处眉批：“传神，传神，当作淫妇谱看。”容本第二十一回回末总评说：“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能到此？”袁本第十七回何涛夫妻与兄弟何清说话一节有一眉批：“许多颠播的话，只是个像，像情像事，文章所谓肖题，画家所谓画神也。”中国古代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作家擅长于人物外貌、心理的精细描写，而传神是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要求作家用省俭的笔墨勾画出人物的神态，把人物写活。第二，重视人物的个性描写，提出刻画人物性格，要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辩”。容本《水浒传》第三回总评说：
……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辩，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话。它说明，《水浒传》塑造的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同一类型的人物，也能刻画到各各有别，丝毫不雷同。“同而不同处有辨”这句话，有深刻的美学意义。所谓“同”，就是人物性格的类似处，即人物的类型性、共性；所谓“不同”，就是每个人物性格的独特之处，即人物的个性。整句话的意思是要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既要注意到他们的共同点，揭示他们的共性，也要写出他们“同”的基础上的“不同”，其中蕴涵有艺术性格的美学原则。人物性格塑造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们对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规律的认识问题，中西的文艺理论家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时候，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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