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文艳创作
翻译文化学派
令狐文艳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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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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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 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 systemic perspective }，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 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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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化学派之令狐文艳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