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田园杂兴》及范成大田园诗独特风格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写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是诗人晚年卜居苏州石湖时所作的一组田园诗，这六十首绝句一直为评家所重，被视作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认为这组诗开拓了田园诗的新境界，改变了田园诗的传统面貌。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二曰：“范石湖《四时田园杂兴》诗，于陶、柳、王、储之外，别设藩篱。王载南评曰‘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知言哉！”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它“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的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1］周汝昌先生在为《范石湖集》写的前言中也说道“这个以六十首绝句构成一个整体的组诗，不但其规模为历来所未有，而且还在于他能够运用组诗的形式，描绘出当时农家的景物、岁时、风俗、劳动、困难、忧虑、灾难、煎熬、奋斗，各式各样的生活，各式各样的琐事，较全面而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农村，可以说范石湖是把新乐府、竹枝词二者的精神，巧妙地和田园诗结合在一起，改造并提高了传统的田园诗，而赋予它以新的内容、新的生命……”。［2］除了这组《四时田园杂兴》，《石湖诗集》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描写田园优美风光、展现农家劳动场景、反映田家欢乐忧伤的作品。范成大也因为这些独具一格的田园诗作被冠以“田园诗人”的
称号。
范成大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文人作田园诗，却能够如此深刻而全面地反映农家生活的真实场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做到与农民情感相通的原因是复杂的。在此要探讨的正是这种身份转换背后的缘由。 一、内在的性格气质： 1、身世与背景
范成大有一段十分艰辛的成长经历。在他十四、十五岁时，母亲、父亲先后过世，十六岁时南宋王朝与金人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爱国忠臣都被排挤谗害，不幸接踵而至，家国之痛交织。父母过世之后，他担负起“长兄为父”的职责，十年不出，借住于寺院苦读，直到两个妹妹都出嫁后，他才在绍兴二十四年（公元一一五四年），二十九岁时中了进士，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周汝昌先生在《范成大诗选》的引言中说道：“由于‘少孤为客早’，范成大这时大概为了生活和其他缘故，已经开始各地奔走流转；为了科考，他不得不驱驰于建康、临安等地。行旅虽然使他厌倦，但却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人民：这对他是极其重要的。”［3］这一段少时经历，让诗人很早就品尝到生活的艰辛，体味到世事的艰难，懂得了生活的不易。正因为亲身经历过苦难，他才能对农家生活的艰辛不易有如此深刻的体悟，苦难的来源、性质虽不相同，但经历过艰难的心境是相通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
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4］农家儿女的辛劳，“采菱辛苦废犁，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4］贫苦百姓的无奈，他都有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同情。这组诗是范成大回归石湖旧居养病时作，这段时间诗人有更多的时间亲身来到郊野，感受真实的乡村生活，对乡村的人情风物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能写出如此真实的乡村场景，感受到与农人同样的欢乐与愁苦。“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4］这种贴切的道出农人心声的“代言体”诗歌形式，恐怕也只有经历过生活艰辛的诗人才能写出。 2、正直为民的好官
范成大为官正直不阿、爱民如子，在各地任地方官时都做了不少为民解忧之事，正是这种身为官员的责任感与使命，对百姓疾苦的关心、理解、同情使他的眼睛不仅仅只停留在农家优美如画的风光上，情怀也不仅仅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闲适宁静，而看到了民生的艰苦不易，“紫青?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薤长。自撷溪毛充晚供，短篷风雨宿横塘”；百姓的苦中作乐，“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5］他真正是一位“与民同乐，与民同忧”的好官。 3、悲天悯人的情怀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到范成大的诗“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6］，
对佛典如此熟悉，可以看出范成大是一个受佛教影响很深的诗人。佛教认为“众生皆苦”，所以要心怀慈悲，诗人的精神气质中带有的“普度众生”“悲天悯人”的情怀，使他更能够透过表面的安宁祥和，看到一个充满艰辛困苦的农村，并对农人的苦难抱有出自本心的同情悲悯。正是这样的情怀使他超越了以往田园诗的清闲幽静，用悲悯的眼光看世事艰辛、感人情冷暖。“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戕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5诗人用一种天然的同情心去看待农村的贫苦与农人的艰辛，所以能够如此体物入微、情真意切。 二、诗歌风格的传承与社会风气的转变
除了诗人内在的性格气质，这种独特的风格内涵的形成，也离不开他对田园诗传统的承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1、诗歌风格的传承
范成大承袭《诗经?豳风》以来对农家艰辛的真实写照，以及对中晚唐时期“元和”“长庆”诗风的效仿，都是他能够写出带有浓郁生活气息和真实生活内容的田家诗的原因。中国的田家诗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陶渊明式的躬耕陇亩，复归自然和表现士大夫脱身仕宦，来到农家感受优美风光与质朴人情的作品；还有一类即是从唐代盛行起来的乐府式的“田家词”“悯农”“农家叹”之类，专门反映农民的辛苦，艰难和被官吏压榨的现实。到了范成大的田园组诗，诗人将“悯农”“叹农”的情
感融入到对乡村风物的描摹中，使二者巧妙自然地结合。清人吴沆在《环溪诗话》评此诗“且如农桑樵牧之诗，当以《毛诗?豳风》及石湖《田园杂兴》比熟看，梦中亦解得诗，方有意思长益。”［7］道出了本诗与《诗经?豳风》之间的联系。钱钟书先生也说：“《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到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8］范成大又拾起这久已断裂的“田家诗”源头，赋予了“田园诗”新的内涵。这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传承，而他的田园诗明白如话的风格，将农家日常琐事入诗的题材，则是对中晚唐以来元和、长庆诗风的效仿，即对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诗歌平易浅近、讽喻风格的借鉴。“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9］“冬烘”意为“迂腐、糊涂”这种俚俗语言、叙事对白的诗歌风格正适合于贴切的表现农家生活。 2、社会风气的转变
有人认为宋代是中国田园诗继陶渊明、王孟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宋初的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以及与诗人同时的杨万里、陆游，再到后来的永嘉四灵、江湖诗派都有大量的田园诗创作。［10］田园诗创作的繁盛一方面来自于宋朝农业的发达，乡村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宋代士族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差距的逐渐缩小。宋代科举取士制度选拔出的
官员越来越多，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功名，从而缩小了士农差别。诗人们或出身农家，或长期生活在乡村小镇，熟悉并热爱着农家生活。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中写出了这组《四时田园杂兴》。“种园得果?偿劳，不奈儿童鸟雀搔。已插棘针樊笋径，更铺渔网盖樱桃。”［11］“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农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 诗中充满了诗人对乡村文化的肯定，对田家怀有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乡村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
以上是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四时田园杂兴》以及范成大田园诗独特风格内涵的成因探究。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之所以能另辟蹊径、超越前人，甚至改变田园诗传统，创作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田园组诗的缘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注释：
［1］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8页。
［2］（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4页。
［3］（宋）范成大著、周汝昌选注：《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4］（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页、第375页、第375页。
［5］（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
第375页、第373页、第375页、第374页。
［6］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8页。
［7］（宋）惠洪、朱弁、吴沆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第144页。
［8］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6页、第217页。
［9］（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页。
［10］周锡（韦复）：《中国田园诗之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128页。 ［11］（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页、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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