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为什么说左思的诗歌创作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
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能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写出了有充实内容的作品的作家，是杰出的诗人左思。左思现存诗十四首，《咏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并非一时写的，它反映了诗人由积极而消极的过程。左思出身寒门，在门阀社会里得不到重视，一生不得志。正是这种感受，诗人对门阀制度朝廷了揭露和抨击，如《咏史》第二首，全诗前半以贴切而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门阀社会的不合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后半更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样就扩大了诗歌的肉，加强了诗歌的思想感染力。左思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诗品》说他“文典以怨”，是指其史诗而言。这诗里多引史事，所以“典”；他用史事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怨”。从他的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发展。诗中使用对偶，也用词藻，但由于剪裁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罗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毛病。所以左思的诗歌，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28．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其一、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给文坛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血液。
其二、在诗的体裁方面，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长诗，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其三、在表现手法，南北朝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排句、口语、双关语，尤其是双关语，唐以后，诗人们由于处境的险恶，往往利用双关语写作政治讽刺诗，来曲折地表达他们那种难以明言的家国深衷，这一发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影响。
其四、南朝民歌对唐五代以后的许多男女艳情的小词，在意境、语言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9．简述游仙诗渊源及郭璞《游仙诗》
(1)游仙诗渊源可上溯到先秦，在《离骚》中，屈原就幻想神游天界。而以“游仙”为诗名，则始于曹植《游仙诗》。(2)游仙诗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并非以游仙为主旨，而是有所寄托。(3)郭璞游仙诗另一内容，即采取游仙方式，创造一个浪漫神仙境界，表达一种超脱尘世的情绪和态度。诗中抒发感情真实，情采斐然，描写形象生动。
30．简述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1)谢灵运认真创作了一大批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的雏形。从此，山水诗正式成为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2)谢灵运山水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创造了山水诗的结构模式：先叙登游缘起或路线，接着是具体描写局部景物，最后是议论或感慨。
(3)其第二个特点是在局部景物描写中表现情思韵味，朝着情景交融的方向发展，开后世山水诗意境创造之端倪。
(4)谢灵运山水诗对山水景物的声、光、色都有生动的描绘。注意到诗中画面的色彩和谐与明暗对比。汤惠休评“谢诗如出水芙蓉”。
(5)谢灵运山水诗有佳句而无完篇，存在运用典故成句过多、节奏冗缓等不足之处。 31．谢脁诗歌的艺术成就。
谢脁的诗追求一种清新明丽之美，“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的诗情思明净潇散，意象清新明丽，语言明白流畅，声韵流丽和谐。李白评价他的诗是“清发”。
谢脁感情单纯明朗而外露，所以可以感受其诗中一种纯净如竹露如风荷如月色如流泉般的情思流溢。即使写离忧哀伤，也不会百结回环，感慨深沉。
谢脁诗意象天然韵致，落尽华饰。他的诗的意象色彩趋向于浅色调和暖色调，意象多琴、竹、荷、月、归舟、鸿等雅文化因素，有助于清新明丽意象之构成。
谢脁诗语言流畅明白，去除了任何晦涩的文字与赘典，有的完全接近口语，明白如话，这是谢脁的着意追求。
五、论述题
1．试述汉乐府的成立及其采集民歌的情况。
“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就是官设的音乐机构。汉代朝廷乐府机关，大规模搜集民间歌辞，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武帝时代，西汉建国已经有六十多年了，经过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则开始制礼作乐，建立一些文化设施，设立并扩大乐府的规模和职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班固《两都赋序》说：“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节，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汉书·礼乐志》也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就是关于西汉乐府设立的具体情况。
关于采诗的目的，《汉书·艺文志》里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是说当时采风是为了考察民情。实际上这恐怕并非是它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丰富乐府的乐章，供宫廷各种典礼以
至娱乐时使用。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重要的是它起了搜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的、仅靠口耳相传的民间作品得以保存下来。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采诗的地域实际上远不限于赵、代、秦、楚，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遍及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其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可以说是继周代的《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据记载，当时采集的各地的民歌总计有一百三十八篇。从当时乐府掌管的诗歌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专供朝廷祀祖宴享使用的郊庙歌辞；另一部分则是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所谓“俗乐”。当时，采其乐曲，兼及其歌辞，它们是一些流传在民间的无名氏的作品。
2．试述汉赋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是“骚体赋”，作家主要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特别是武帝、宣帝时代，汉赋可以说是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主要是散体大赋，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并且利用赋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东都赋》和《西都赋》，合起来叫《两都赋》。
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抒情小赋，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3．试述汉赋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文坛上兴起的又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西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因此它自是“一代文学”的代表。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是它们在文学史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就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确实有着时代色彩。汉帝国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强大的帝国，疆哉的开拓，经济的繁荣，物资的丰足和对外关系的发展，都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当时一部分封建文人感到振奋，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宣扬所谓大汉的声势和出于巩固中央专制政权的需要，也正需要这种文学的出现。汉大赋还表现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过分奢侈的行为有所不满，有所讽谏。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于好用生僻字，但它在丰富文学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增进描述山川景物、宫殿建筑以及某些都市生活、田猎、朝会场面技巧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成就。
第三，从文学发展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过促进作用。我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由于中间经过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魏晋时则出现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也日益走向明晰化。这说明作为一代鸿文的汉代大赋，虽有种种缺点，但它们在文学史上毕竟留下了影响；在某些方面为后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4．如何理解汉赋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变？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当时的社会是“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从当时诸王纳士和著书的情况来看，西汉初年的文化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骚体赋”，表现出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特别是武帝、宣帝时代，汉赋可以说是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主要是散体大赋，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并且利用赋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从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即所谓西汉中叶，是汉帝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北向出击匈奴，消除了历年的边患；他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汉帝国出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在一般文人的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和附庸风雅，招纳文学侍从，提倡写作辞赋，而且用利禄作为诱饵。
正因如此，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产生了。他们既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同时也写了一些感慨自己身世地位以及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东都赋》和《西都赋》，合起来叫《两都赋》。
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是抒情小赋，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这一转变，主要是因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5．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所谓“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天道可以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是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司马迁所持的这种观点是与当时汉武帝所提倡的被视为儒学正宗的所谓“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在当时的思想界，董仲舒讲“公羊”学，他把本来是讲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来，制造出一套专用天象来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他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目的有意识地做出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说天对人世间的活动也会做出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不顺从天意行事，那么天就要降灾“谴告”，加以惩罚。这就是董仲舒所主张的“天人感应”说。董仲舒的这种神学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成为风靡一时的统治思想。而司马迁的观点却相反，他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全文引用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那种把“阴阳四时”加以神秘化，说什么“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观点其实是“未必然”的。认为人要研究阴阳五行，重视阴阳五行，目的和意义只在于能按照春夏秋冬运行和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这显然正是对当时假借“阴阳五行”来宣扬迷信思想的批判。正是由于司马迁有这种“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的观察和记载，并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也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够保证历史科学性的一个原因。
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也表现出许多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与董仲舒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是不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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