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现状
工业化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化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种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活动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地方市场提出挑战，老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容量的需求。同时，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工业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工业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初期，一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为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和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迫切要求打破原有的社会劳动组织系统。为此花费约100年时间。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工业生产的空间活动范围在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较明显的趋向性。初期时，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点状分布)，随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呈线或带状向外扩散。最终达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的均衡分布状态。工业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伴随大规模工业化而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体等环境污染，大量土地被占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剧等，对社会、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生存，迫使各国对工业化的发展进行某种限制和改造。 所谓工业化，主要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从\一五\计划算起，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半个世纪，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看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占50%左右;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业化的任务不完成，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因此，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致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毛泽东对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高度重视，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思想。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是手段，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目的)。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发展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首先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周恩来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0年后，周恩来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两步走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工业化是十六大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说起工业化，人们往往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大力发
展工业，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然而，这么定义工业化是很不全面的。工业化不仅仅是要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工业的思想和理念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模式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
现在中国还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动力，注重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质优价廉的商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二，能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要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大大增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后劲。 第三，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
中国加入WTO后，有学者提出了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口号，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全国各地发展工业的热情十分高涨，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从目前各地的工业化热潮中，大家可以看出一些认识上存在的偏向和误区，即对工业化的认识片面化、表面化，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工业部门的事情，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提供原料，第三产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为工业生产和流通提供各种服务。实际上，工业化的本质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过程，既是一个产业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还是一个社会由自然经济观念向商品经济观念全面转变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一点，只重视工业项目的建设，而不重视把工业化思想运用到各行各业，将使工业化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第三产业效率提高的缓慢和发展的滞后，也极大地阻碍了工业本身的发展，降低了国民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整体增长速度。工业化的目标确实是要提高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这只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重要外在指标之一，内在指标则应包括工业结构、整体技术水平、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社会化专业化组织程度等。除了这些指标外，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应看在农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中和政府的管理中多大程度上运用了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如专业化分工协作、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等。这些才是工业化的本质。做不到这些，工厂建得再多、再大，但都是些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不可能有市场竞争力，也很难说实现了工业化。
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往往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我国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工业革命三大挑战。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报告指出。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上看,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从产能过剩程度上看,从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的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二是由于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许多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当前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试图等待通过长期需求以后逐步
消化掉已几无可能;
三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急需转型以及我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体现,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的综合治理工作,也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而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的则是“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的是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任务艰巨,更具挑战性的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的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政府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的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这构成了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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