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创造社

第六章 创造社 第一节 创造社概述 一、创造社概述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成立，他们先在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由于成员的分化和创作倾向的转变，创造社以1926至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早在1922年9月，郭沫若在阐述创造社的宗旨时说：“我们是最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一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持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注]所谓“内心的要求”，就是诗人不受客观世界条件的束缚，自由而真率地表现个人的感情。郭沫若等人当时所要建立的便是这种不带任何党派性功利性色彩的、纯粹的同人文艺社团，他们几个人之间也完全是由于共同的艺术趣味才结合在一起的。

创造社成员

郭沫若在谈到创作的具体过程中说：“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露出来的 Strain ，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 ，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的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注]在这里，现实世界的客观性是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主观情绪几乎是唯一的要素。1923年，郭沫若在上海大学作了一篇题为《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讲演，他继续表达了文学只是真情流露的观点：“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所以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

创造社其他成员也或多或少地表示过类似的观点。郁达夫强调作家在创作时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我以为艺术虽然离不开人生，但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总不该先把人生放在心里。艺术家在创造之后，他的艺术的影响及于人生，乃是间接的结果，并非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先把结果评量定了，然后再下笔的”[注]成仿吾提出创造一个“艺术的世界”，“真的艺术品能使我们沉没在作品的世界之内，把作者与读者构成的世界完全忘了。”“至少要能使我们把我们的世界完全忘了”[注]。对于艺术功能的强调，郑伯奇则有较系统的论述。他在《国民文学论》中曾经明确宣布：“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我的最安全，最统一，最纯正的表现”。

创造周报

创造社的创作“无目的论”，强调表现“内心的要求”， 具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创造社的文艺思想有其矛盾的地方。田汉后来也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我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

仍然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注]郭沫若提出创作目的与社会效果的相互对立的说法，有他的用意在里面。郭沫若非常赞赏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作为“无为”的“道”是无目的、无意识的，它是宇宙本体，永恒不变，是“无为”的。就其生长万物来说，它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最后原因和总规律，又“无不为”。郭沫若把老庄这种“无为而不为”的思想用来指导文艺创作，强调创作的灵感，听其自然，贵在“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又如儿童游戏，是“一种内心智慧表现的要求，并没有所谓目的。” [注]他又说：“我于诗学排斥功利主义，创作家创始时功利思想不准丝毫夹杂入心坎。”“我承认一切艺术，它虽形似无用，然在它的无用之中，有大用存焉。”[注]这里的“无用中有大用”，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他的“为活动本身而活动”，特别是谈到人在劳动时“应该纯无打算”，不是“为己”和“为人”，但同时又是“为己”和“为人”[注]。由此，可以看出“为艺术而艺术”文艺思想，并不完全就是唯美主义，而带有“天人合一”的泛神论色彩。 第二节 创造社特色 一、创造社的创作方法

关于创造社的创作方法，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认为：“文学研究会被认为写实主义的一派，创造社是被认为浪漫主义的倾向”，虽然文学研究会也有带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如许地山，创造社也有不少写实倾向的作品，“但若就集团的主要倾向来说，这样的区别还相当正确”。文学史也把创造社作为为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认为创造社的思想的个性主义，突出主观自我，在自我表现中强调感情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一句话，创造社提倡艺术的“表现”，反对“模仿”和“再现”，强调文学的直觉性、本能性和不自觉性，轻视社会理性的作用，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浪漫主义特征。

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有主观性、抒情性、想象力、理想性、敏感性、象征性、神奇性、自然美和中古风等特点，而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则带有自己的精神和审美特质。有学者认为现代浪漫诗学体系体现为主观性、独创性和自律性[注]。创造社与西欧浪漫主义相比，缺乏崇高的形象、奇特的情节和恢弘的想象。只有郭沫若的《女神》才具有充分的西欧浪漫主义特征。类似《女神》的宏伟气度，很难在创造社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在这一点上，《女神》是“孤独”的。

二、创造社表现的内容

创造社研究

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最大的特征便是理想性的表现，表现相对于现实的美好的人事境况，表现作家对理想的憧憬及其幻灭的痛苦。而创造社除其成立之前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特性外，其它作家大都致力于内心情绪的表现，如青春的悲哀、人生的苦闷等，而这些内心的情绪全都来自于现实感受和社会感应，是地道的现实情绪。其次，浪漫主义擅长于描写幻想中的事境，以时空的自由寄托理想，以超现实的世界折射现实世界。创造社作家作品固然有幻想之作，如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青烟》，及一些诗歌，但这些幻想的情节全是为表现作家现实体验的苦闷、哀伤情绪服务的，决无理想的寄托，他们

所热衷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心境、情绪。本着“内心的要求”和“生命的冲动”，一般不注意题材的选择处理，写进作品的题材往往就是素材，琐屑、庸碌而又平淡。再次，浪漫主义倾向于用自然的美映照现实的丑，通过自然的美化寄托自己的理想，把美妙的自然当作自己不安定灵魂的最后归宿。创造社作家重视自然，却不崇尚自然，他们描写自然，只是通过自然唱出甘甜苦涩的歌，他们咏叹自然，也只是借自然景物场景抒写内心情绪。他们完全把自然当作自我感受的对象，当作情绪发泄的契机。

由此可见，创造社文学风格的意义在于，它的自我情绪表现。其主题的现实情绪性，题材的随意攫取性，体裁的普遍诗化、散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化，都是情绪表现的美学要求决定的，与浪漫主义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异性。这样说，并非否认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的密切联系，只是说创造社尽管受浪漫主义影响最大，但决不为浪漫主义所溺，而是在夹缝中“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审美追求——表现自我，表现自我在此时此地此生的主观情绪感应，表现青春觉醒后的痛苦和婚恋的悲哀[注]。 第三节 郁达夫 一、郁达夫小说的内容

郁达夫

1921年，郁达夫以“创造社丛书”的名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这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共收《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个短篇。其出版后，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它真实地传达出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苦闷——性的苦闷。这种性的苦闷源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摧毁，也源于时代和生活的感伤，甚至于生理的自怜而引发的心理和精神的感伤。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同样表现了青春初萌的青年在“爱的要求”煎熬下的痛苦情绪，以及得不到异性爱的悲哀情绪。只是其作品中的求爱心理往往受理性与道德意识的抑制，显得更加深沉蕴籍。郭沫若的《落叶》、《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除却太多滥情主义的夸饰外，在表现青春的悲哀情绪方面，与郁达夫的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类似的作品还有周全平的小说《林中》、《圣诞之夜》，成仿吾的诗歌《海上的悲歌》等。

郁达夫故居

表现人生难以排解的烦恼和沉沦失落的孤寂。对于人生苦闷情绪的感受，文学研究会作家力图从理性上去探索，当作“问题”来解决。而创造社作家只求用情绪去表现，以求感染人们，引起理解与同情。他们从不对人生的苦闷进行清晰的分析，只要传达出莫名其妙的苦闷、难以言传的感伤、捉摸不定的烦恼，这就足够了。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三部曲，郁达夫的《还乡记》、《茑萝行》等小说，都刻画了政治上无作为、社会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压迫的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表现了类似作者自己的这群“有识无产者”携妻带子、徘徊歧路的痛苦，其中传达出来的苦闷、感伤、消沉的情绪确实令人窒息。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在表现“有识无产者”的苦闷的同时，也表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烦恼。作品中“我”与陈二妹在生之烦恼、人生苦闷情绪方面，是平等的、相通的，况且他们又同处于天涯沦落人的境地，因而苦闷的情绪在表现时又交织着感伤惆怅的色调。《薄奠》借“我”与人力车夫的交往，传达了同样的情绪。郁达夫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自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