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一点在这十几年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随时可以离开，有时候反过来，你可能还在这儿做久了，挺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态去对抗那种主流氛围，同时还要在那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别人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对抗概念，回头去想很多事情，也许10年后再出一本书，会写很多这个领域里好玩的东西。如果没有上面的某种气息和变化的话，不会有17年前的“东方时空”和16年前的“焦点访谈”，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变动。我经常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你再给我找到一家电视台，像被大家认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电视台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主持人，哪儿都没有。比如说，有崔永元、方宏进、阿丘、李咏、毕福剑、柴静??这样的，很奇怪最后是被大家认为铁板一块所谓主流的中央电视台里光怪陆离、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么其实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谓的体制内、主流内，也有另外一种东西一直在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你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坚持？
白岩松：其实寻找具体的一个答案可能很难，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绑的结果。我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从内蒙古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蒙族，我觉得对于我们那儿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方式吧。我觉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说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毕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没想着我一辈子一定要做这件事，所谓坚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坚持就容易一点。干新闻的一定要有两种收入，第一种收入是工资，是让你生存的东西；但第二种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谓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义者经常成为领导的麻烦，那么理想主义者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变成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不会变成投机分子，不排除。如果一个人真能坚持，天天挨棒子还能坚持，甚至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干嘛呀？不会吧。但是起码我现在还不是。
“第二种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这么一路坚持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第二种收入么？
白岩松：谁也不能否认为了第一种收入，可是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换一个职业你就获得不了这个收入了？那第二种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种收入，现在起码不管多和少，你还在获得，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做电视的头10年的确在第二种收入方面获取得太多。这几年，可能这个分红会有所减弱，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了某种可能你会觉得积极一点的变化。可能别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话，当你看到说，把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这个参与权写进党的报告的时候，你有时候都能分享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感恩心理吗？
白岩松：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感恩。换一个角度去想，总还有可选择的余地。另外，我为什么对传统的压力很少抱怨？我反问一句：如果规定动作可能是20%、30%，那70%的自选动作你做好了么？中国传媒如果能把70%的自选动作做好了，那么中国的传媒就不是这个局
面。就像我有时候打开电视机，绝对跟传统压力真的没关系的一些节目也做得很烂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了。我踢球是踢前锋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进球，越位是没道理的。但是不是因为有越位规则你就不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是不是有越位的规则，你就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后卫那边去了？不可能，你怎么去掌握好你永远贴着最后一个后卫但是你能够不去越位，而是始终反越位。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做“新闻1+1”，中国的电视评论节目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有时候你说不好，可能这个节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说得不到位，大家又觉得没意思，那为什么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呢？
白岩松：这是我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选题，有3个：一个是拆迁自焚事件，一个是钓鱼岛问题，一个是原本说的北京交通拥堵。我上来否掉的就是第三个选题，但是心里说如果头两个做不了呢，我说头两个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个选题，因为第三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我说那第三个选题我们做一个糟糕的月饼吧，但是最后定下来的选题是做拆迁。这个过程就可以体现出你每天的一个上下的幅度其实是不小的。你在争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话，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在选题方面都会面临的看似就是十几分钟的那么一个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风险，是不是会有一些担心？
白岩松：我常说“不冒风险是中国新闻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因为环境变了，现在互联网提供的众声纷纭，那么你失语，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两年前让我创办“新闻1+1”的时候，我用的是“让我”，当然我一直是很想去办，有这样的提议。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前会由上面打电话要办这个栏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作为一个所谓主流媒体的你也不能失语，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双方的结合。那这个栏目怎么办？是不是变成一个命题作文？过去央视也有一个类似节目“央视论坛”，死了，因为后来做着做着就做成命题作文了，所谓先告诉你“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后去丰富“宜将剩勇追穷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闻1+1”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评论，那自然要冒风险。我做主持人时压力没那么大，上上下下说好的人多，因为你不去触碰别人的利益。现在你做了“新闻1+1”，今天你得罪了这个省的这个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做“新闻1+1”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开始一个得罪人的时代。但是你不做吗？我觉得这时候你面临的抉择就是涉及这个既得利益的抉择问题，我可以继续，甚至我身边比我权力大的人都劝我，说有风险别做。我说试试，起码到现在试了两年，每天都在面临问题，但比我想象的好。过去两年多，几乎所有的热门事件我们全碰了，拆迁、瓮安事件、石首事件、袭警??很少有失语的。不是什么东西不能做，看你怎么做。1999年澳门回归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马上直播要开始了，孙玉胜把我叫出去了，说这是咱们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进境外嘉宾。我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放心，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这句话我当时是顺口说出来的，但是后来我经常有意识地去说，做“新闻1+1”也是门开了你就让它越开越大，而不是关上，何况现在我要不去试一试，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静和张泉灵怎么办？等他们到时候再做这样的节目，会觉得司空见惯，不那么敏感了。我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但是我在做，起码让决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点。从观众角度，也是他们期待的，因为我做了17年了，会努力去找一个分寸感。但你说彻底妥协，向哪方面妥协都很难，那你需要外界的评价，比如说观众看“新闻1+1”还凑合吧。就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点，可是我也要去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啊，也让人觉得，再试试，还行，还没越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前进。那支撑你的东西
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
中国期刊网：《幸福了吗？》
【潮流分析】
白岩松的第二本书，畅销是毫无疑问的，有点儿疑问的，是“幸福了吗？”会不会像当年那句“痛并快乐着”一样成为大众热词或者新成语。当然，不管白岩松的这句提问会不会进入我们的词汇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于中国人幸福观的思考，已经指向了这个时代的内心，这也是一本名人书能超越明星范畴走入更多读者心中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自述】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白岩松
【声音】
@Yiwa_mu：白岩松的《幸福了吗？》说“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
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我怎么觉得我身边的年轻人都很朝气蓬勃呢？青春完全没有被压抑着，理想反而在到处荡漾。
@vinilla11：读着《幸福了吗》，一股温暖油然而生——语言风格很熟悉，像个老朋友；接着便是脊背发凉——那是一种久违的自省与反思。回想起年少时那最初的梦想，不禁唏嘘和汗颜，我的坚持在哪里？我的幸福在哪里？
白岩松：幸福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