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工艺美术
中国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贵族为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
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其文化特征从总体上看，仍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元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遂使传统的工艺美术也得以复兴和发展。元朝尊西藏佛教为国教，梵像的传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给元代工艺美术带来殊变或折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乐的需要，将战争中掳掠来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组织起庞大的为皇家服务的官办手工业。匠籍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便于积累工艺经验，提高技艺，使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反映了元代工艺美术的发达。 陶瓷工艺 盛行于宋、辽、金时期南北各地的磁州窑、钧窑、官窑、汝窑、龙泉窑、 吉州窑等著名瓷窑，此时已走向衰落。唯江西景德镇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元代已逐渐形成了有巨大生产能力，并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创造。朝廷专设浮染瓷局，负责烧造皇室用瓷，该局停办后改由饶州路总管监烧。景德镇陶瓷业的最大成就是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成熟。青花是以氧化钴料在瓷胚上绘以各种纹样，上釉后以还原焰烧成。其钴料有域外和国内两种。使用域外钴料,其色泽深邃如青金,庄重典雅。取自浙江、云南及江西等地的国产钴料，则呈色灰蓝或蓝中泛青灰。釉里红是以氧化铜呈色的釉下彩，其工艺、器型、装饰等大体与青花瓷器相似。但其显色较青花难度更大，成功的显色堪与宝石红媲美，但大都泛出深浅不同的灰色，有的呈乌金或淡墨色。红、蓝单色釉瓷的烧成，标志着中国单色釉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白釉瓷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其釉呈卵白色，因印有“枢府”字,故又名枢府窑,其中以“天禧”款为其代表。磁州窑品种繁多,产量庞大,纹饰趋于简化。均窑显色不见火焰红和火焰青，仅见月白地或点红斑者。龙泉窑瓷器釉色偏绿，器体大型化。吉州窑也趋向潦草。元代对外贸易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陶瓷的输出也明显增多，为适应这种需要，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瓷业亦有所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日益扩大，并逐步超过了金、银、铜、漆等器皿。 [青花釉里红盖罐] 织绣工艺 元代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继宋、金之后又有不少进步和提高，其中江南丝织业尤为发达，产品远销大都及其他城市。元朝内廷设官办织绣作坊80余所，产品专供皇室使用。绫绮局、织佛像提举司等官办织绣作坊所绣
织的御容像、佛像等，应是元代织锦业重大发展的代表，纳石失则是其丝织业的新成就。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工匠以金丝色线织成，地色与金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故亦名织金锦，对后世织金锦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蜀锦仍盛行不衰，著名者为蜀中十样锦。绫、罗、绸、缎、绢、纱等各地均有织造，其中缎织物业已成熟,益臻精美,集庆纱、泉缎、魏塘机绢等都是元代丝织名品。缂丝似较南宋朱克柔等人缂丝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织业的兴起与发达也是元代纺织工艺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毡工艺的发展与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紧密的联系，大毯有的长达16.67米，宽7.5米，足知作坊规模非同一般。刺绣仍是城乡女红的副业，尚未形成地方名绣。印染业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染缬又有它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 [东方朔偷桃图缂丝] 玉器工艺 元代礼仪，上承宋、金，亦用金玉作为典章用具。故元代玉器工艺在宋、金玉器业的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中统二年（1261)在大都设金玉局,至元十五年(1278)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负责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至元十七年又设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辖金玉玛瑙工匠数千户。于是，大都与杭州成为元代金玉工艺生产的南北两个中心。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二年将新碾的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还以白玉龙云花贴玉德殿楹拱，内设白玉金花的屏台，上置玉床，说明元代内廷用玉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从出土和传世的元代玉器可以了解，有上承宋代礼制玉和观赏玉，和继辽、金的春水、秋山玉，还有元代官场和生活用玉，如玉押和镂空玉帽顶等。元代玉器的风格与宋、金相连，重写实与寓意，制做上善用镂空，技艺娴熟，形象生动。但作工稍显粗犷，保留了较多的斧凿痕，亦别具风味。 漆器工艺 民间多用漆髹饰木竹器,可防潮牢固,适用美观。光素漆器在宋代基础上继续生产。元代漆器工艺成就较大的是雕漆、犀皮、戗金、螺钿等，比南宋有了长足的进步。雕漆属于漆器中的雕镂，即雕刻为隐现、阴中有阳者，分为剔红、剔黑、剔犀等若干种。剔红名工有张成、杨茂等人，现存有盘、渣斗等小件器物，图案构图丰满，刀法藏锋清楚，磨工隐起圆滑，风格深厚清致，技艺极高。剔犀是在器胎上以黑、红两色漆逐层髹涂积累至相当厚度，再用刀剔刻出云纹、回纹等红黑相间的图案。张成造针划款剔犀圆盒雕云纹3组,刀口深达1厘米，属剔深峻型剔犀。戗金又称金,是在漆地上以锥划山水树石、花卉翎毛、亭台屋宇、人物故实等图案，再填金粉装饰。上述漆器均产于浙江嘉兴，元初曾于该地设嘉兴漆作局，负责漆器的生产制做，是元代漆工艺的重要产地。螺钿漆出于江西吉安庐陵县，漆坚而人物细致可爱。元代螺钿片薄，光彩闪耀，以铁锥刻划，精细密致，工匠萧震、刘良弼等均善此艺，自称铁笔。 金属工艺 元代金属工艺以金、银、铜、铁、锡为其主要原料，以铸、锤、、錾、刻、编、累、掐、嵌等技术制成不同用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级工艺美术品。当时的贵族阶层和酒楼饭庄都普遍使用金、银器。但朝廷
对金器如同玉器一样控制极严，只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金器工艺以掐、累、镶嵌技术为其尖端，亦称金细工艺。除了以金制成器物之外，还削金为泥，锤为箔、丝等，用于丝织、漆器、木器的装饰及镀金以饰银铜之器。银器没有金器贵重，在城乡富有者中也普遍使用。银器工艺在技术上与金器相似。见诸著录或款识的金银工匠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唐俊卿、章仲英等。其中以朱碧山最为知名，他与书画家柯九思有过交往，所制酒器有槎杯、虾杯、蟹杯等，另还铸造过昭君像、达摩像等陈设和金茶壶。铸铜名匠有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等人。铜镜仍是元人整容的必备用器，多重实用，精美者较少。 玻璃工艺 玻璃古称琉璃，近世称“料”。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在此地曾发现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与残品，经检验表明，其钾钙含量较高，含铅量很低,属钾钙玻璃,与唐宋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甘肃漳县徐家坪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套浅蓝涅玻璃莲瓣口盏托,以范浇铸而成,未见化验资料，不得确知其化学成分，但以目验似出自颜神镇。江苏苏州市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了大量玻璃珠和一件玻璃圭。玻璃圭色涅白，长42.5厘米，是迄今所知元代最大的一块玻璃。玻璃珠经化验表明,属钾铅玻璃,可能是苏州本地所产。《元史》载“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辖玉局,当是制造“罐子玉”的官办作坊,可能设于大都或颜神镇。新疆地区出土的玻璃瓶,以管吹制,浅绿透明，型制不规，可能是当地工匠吹制，说明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的玻璃器有地方色彩，与当时内地玻璃配方和成型上均有不同。 珐琅器工艺 元代珐琅器是珐琅与金属的复合工艺品。珐琅是以硅、铅丹、 硼砂等原料，经熔炼、冷却、磨碎成粉末状彩料,以其填绘于金、银、铜 、陶、瓷等器胎之上，经烘烧而成。元代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均先后传自西方，不久便在中国艺术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并迅速完成了民族化过程,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种类之一。掐丝珐琅在元代称做“大食窑”或“鬼国嵌”，系从阿拉伯地区传入,大都、云南均有生产,分金、铜两种胎骨，而以铜胎为主。铜胎掐丝珐琅是以薄而窄的铜扁丝掐成各种图案,焊于铜胎,再填以各色珐琅料，经烘烧、磨光、镀金而成。迄今尚未发现有可信的元代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但从旧珐琅器中可以找到与君士坦丁堡所制掐丝珐琅釉料相通，而又与明代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时期掐丝珐琅不同的珐琅器，应属元代晚期之作。錾胎珐琅元代称“拂郎嵌”，由欧洲传入。当时欧洲的法国黎莫久、德国科隆均盛产錾胎铜珐琅，元代的拂郎嵌可能与上述两地的錾胎珐琅有关。 文房四宝工艺 元代文房四宝工艺继承和发扬了汉唐以来文具的装饰与审美的因素。元代吴兴制笔业在文人指导下得到了提高，先后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姚恺、陆震、杨鼎等名匠。其中冯应科笔与赵孟字、钱选画被称为吴兴三绝。张进中笔进贡内廷，而使湖笔名声大振，取代宣笔而跃居全国之冠。砚，当时人仍重端、歙等砚,各地多以本地石材制砚,尚有澄泥、瓷、漆玉、玛瑙、铁、铜等砚。造纸业曾一度遭到
摧残，生产甚不景气，唯地处偏僻山峦中的安徽徽州造纸业，因受雕版印刷业的刺激，仍在大量生产着精良纸张。制墨业继续发展，有潘云谷、胡文中、林松泉、于材中、杜清碧、卫学士、黄修之、朱万初、邱可行、邱世英、邱南杰等10余人。元代湖笔，端、歙二砚，宣纸，徽墨为以后文房四宝制造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元代宝石镶嵌工艺也开始抬头。陶宗仪《辍耕录》专辟“回回石头”一节，介绍西方宝石的品种、名称、性能。皇帝也以宝石作帽顶装饰，为明清宝石镶嵌工艺的发展，开启了门户。玛瑙、甸子等彩石雕刻工艺在各地继续生产，制作各种佩饰和装饰品。竹、木、牙、犀、骨、角等装饰雕刻，为适应统治者、上层贵族及一般社会生活和审美的需要也在持续生产。冠服带履也极富特色，其形式和工艺装饰都有较高的水平。因其材料易腐，故现已不可多见。建筑与室内装饰用的琉璃、雕砖、塑砖、大理石、汉白玉等石料加工及木器家具等工艺，也比较发达。维吾尔、蒙古、藏、 壮、苗、、白等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纺织、刺绣、金工、木、石、牙、角、骨等雕刻，均达到相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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