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译文】天降生一般的人，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也替他们降生了师傅，这些君主和师傅的惟一责任，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 孟子生卒年（约前372-前289），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称为“亚圣”。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他的老师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曾游历齐、宋、滕、魏诸国，宣传先王之道。不为采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笔带锋芒，常用夸张、比喻和寓言故事增强说服力，是先秦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
《三字经》中的“孟母三迁”说的就是这位贤母教子的故事。长大后，孟子受业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这就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学成之后，孟子就像当时许多学者那样，一面设帐讲学，一面游说各国。曾先后到过宋、齐、滕、魏、鲁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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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晚年曾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说宣王很尊敬他，但以他的学说过于“辽阔”而终不采用。晚年的孟子不问世务，专心于著述。
《孟子》一书就是他于晚年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纂的。 《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基本上都是对话体。对话比单人语录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
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 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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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极有气势。这也和时代有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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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 富于形象。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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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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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经典名言名句精华（带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