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

——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王建朗

原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摘要：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

关键词：战时外交；大国地位；中美关系；中英关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编号05J ZD00010）阶段性成果之一。2005年12月，笔者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之邀访台。本文的基本内容曾在近史所报告会上演讲，此后又获准可在近史所外刊物上发表。谨向台北近史所同仁的帮助与宽容表示感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关于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一步步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相关的史实叙述已经比较清楚。①[关于抗战时期外交史事的著述甚丰，此处恕不一一列出。相关学术综述请参见拙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杨青、王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上，仍有若干有待于深入的课题。即以中国走向大国的历程而言，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基础，带来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对中国政府主动的有意识的外交努力则研究不够。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为，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大国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主动争取大国地位，又怎样以一个大国的思维来推进自己的外交。受限于相关史料的零碎，本文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不能系统连贯，难以复原事件发展的全貌，一些论断亦未必精当。笔者唯期拙文有抛砖之效，引来学界同仁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意识的起源

一般认为，四强地位的确立，以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为标志。莫斯科宣言确认了美、英、苏、中四国对战时及战后世界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一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地位感有显著跃进，\四强\一词频繁见诸中国的报刊。

然而，事实上四强一词的出现以及大国意识的产生，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早得多。在1942年初26国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26国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颇感自豪。

从目前所公开的史料来看，四强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诸美国。26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1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4-5页]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不久，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蒋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对宣言发表后的中国地位作了研判。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15页]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蒋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他对国家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然而，这还不是蒋介石内心的准确表露，因为大事长编的编者对蒋介石日记作了加工，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诸蒋介石日记的原文，该段文字应为：\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元月反省录，文中黑体字为笔者标出，以显示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区别]两相比较，名义上以四国为中心，与四国已成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当差别。而甚恐有名无实的表述，则更进一步表现出蒋对这一地位能否名至实归尚有相当疑问，担心徒有虚名而受实祸，其不自信与疑惧程度则比前一表述更甚矣。

可以看出，当美国人提出四强一词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

地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是惶恐，担心名不副实。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四强一词的接受。《中央日报》社论很快便采用了四强一词，虽然我们尚不知道这是不约而同产生的社论作者自己的发明，还是美国人的说法已从国民政府核心层有意传出，但社论反映出中国社会是认同并乐于接受这一说法的，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的。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①[《华府伟大的决定》，《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第2版]

对于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们有所期待，但同时也意识到，这还有待于中国更多的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试图调解英印之间的冲突。这一出访，本身是中国大国意识的产物，而它的成行又催生了社会上大国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多的议论。蒋介石在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出了希望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的要求。《大公报》便这样评论说：\这话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蒋委员长有资格讲此话，且讲后必有效\，自信满满的心态跃然纸上。③[《委员长对印度之发言》，《大公报》（社评）1942年2月24日，第2版]

已经确定了对中国采取扶持方针的美国人，则在不断地给中国以鼓励。1942年2月13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华盛顿晋见罗斯福总统后对记者称，\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此非仅虚名而已，而为抗战五年之代价，蒋委员长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④[《拉铁摩尔谒罗斯福报告中国坚持抗战》，《大公报》1942年2月15日，第2版]

此后，四强一词在各类报刊文章及讲话中时有出现，但并未广泛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进程尚未发展到对战后世界的规划阶段，人们贯注全力于战争，而四强的身份则更多的是在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由于，尽管由于罗斯福的提议，中国名列26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这是四强一说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3]事实上，就连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一事也曾颇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