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应天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历史意义
应天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1]其修身养性的教育理念，自由开放的教学风格，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但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书院发展史中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一、应天书院的发展历程
应天书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的后晋，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私人办学，当时宋州虞城人杨慤“力学勤志，不求闻达”，[2]在家乡创办“南都学舍”，建有藏书楼，收集四方图书，招揽天下名士，聚众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承他的事业，使“南都学舍”得到了较快发展。
北宋王朝建立后，应天府富豪曹诚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主动将扩建改造后的“南都学舍”交给官府，并请求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管学舍事务，以曹诚为助教，后经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府奏其事，上嘉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3]到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从此这所书院得到官方承认，取得了州郡官学的地位。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下旨将南京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之一，逐
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的中心，盛及一时。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南京国子监也因战乱被毁。直至明朝嘉靖十年（1531），御史蔡瑗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以“应天书院”称之。万历七年（1579），“诏毁天下书院”，[4]应天书院遂废。此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但影响都不大。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下令废科举，兴学校，应天书院适应形势，改为“归德府中学堂”，应天书院的历史到此结束。
二.北宋时期应天书院的教育特点 （一）优美的教育教学环境
应天书院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优化作为育人的一种手段，院舍结构精心设计，布局合理，从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进堂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室、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这些建筑鳞次栉比，雕梁画栋，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小河流水，碧波荡漾。不光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感觉，而且，更多的则是体验到其中所蕴藏的浓厚的文化艺术内涵。这里环境幽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于院生读书和学习，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灵感与潜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太宗朝进士许骧的父亲，目不识丁，但是听说应天书院环境幽雅，师资雄厚，办学有方，主动送子读书，许骧在老师的亲切教导下，十三岁便“能属文，善词赋”，[5]后来仕至工部侍郎。范仲淹年少时曾就读于应天书院，虽家庭贫困，但求学
之志甚坚，“以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6]他在应天书院求学五年，虽食不胞腹，仍昼夜不止，苦读寒窗，自甘其乐，终成饱学之士。
（二）筹措办学经费来源广泛
应天书院初建时由应天府官绅捐资创办，在宋真宗大中祥副符二年（1009），应天府富豪曹诚财力雄厚，藏书丰富，热衷于教育事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慤）之庐”[7]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3]
另一方面，在“南都学舍”定名为应天书院后，经费的筹措渠道明显拓宽，除官绅捐资外，历任地方官吏、政府也相应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进行大力支持。早在杨慤，戚同文办学之初就得到了宋州太守赵直的支持，“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2] 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非常重视书院的发展，“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8]政府的大力支持是书院发展的保证，其主要方式有赐匾额和赐田。“南都学舍”的办学在得到宋真宗的赞赏后，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府书院声势大振，天下皆知。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给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这些都为应天书院教育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兴学重教风气浓厚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得以保证的必要条件，也是一所学校兴盛发达的重要因素。到应天书院讲学的老师，大多是当时的硕学名儒，他们学府五车，执教有方。比如：戚同文（915-976）字文约，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聪慧过人，勤学好问。“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慤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2]由于他学识渊博，才高八斗，治学严谨，前后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王洙（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年少时就博识强闻，“其生始能言，已知为诗，指物能赋。”[9]王洙聪悟博学“自六经、史记、百家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历、星官、算法、训诂、字音，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9]在应天知府晏殊的大力支持下，他在应天书院说书长达八年之久，“一时名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著天下”[9]他知识渊博，对古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范仲淹 （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又聘请因母丧辞官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掌管学府，范仲淹“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肆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10]他前后在此执教两年，“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者。”[11]后人曾说：“宋晏公殊留守南京，兴学校，
延范仲淹为师，教授诸生，故天下兴学，自公昌之。”[8]范仲淹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誉满全国，书院在全国声望空前，“于是乎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士为声诗，登周召之美。”[7] （四）教学注重学以致用
范仲淹在主持应天书院时，选择生徒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前来的学生，没有年龄、身份、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学习，因而生源较为广泛。学院的基本课程是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强调“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崇经。[12]”学生会按照不同的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课程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培养专业人才。范仲淹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提出书院要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他说：“致治天下，必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13]在教学过程中，以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大多是提纲挈领的予以指导，只给学生一些提示，使其有充足思考探讨的空间，然后有学生提出疑难，进行针对性的讨论，取长补断，这些都有助于学术文化交流。 （五）制定了初步的教学管理制度
应天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制定了初步的教学管理制度，虽比不上朱熹以后的学约、学规，但是，在当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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