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内容。文章借鉴建筑学的“共生”思想，以广州从化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提出传统村落中民俗文化的三种载体主要是村落景观、建筑空间、建筑装饰，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风水文化、神巫文化、题名题对习俗对传统村落景观、格局、建筑形制、文化品位的影响。认为传统村落与民俗文化是互为存在，和谐共生的关系。
关键词：从化；传统村落；民俗文化；共生性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65（6）
“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将其引入建筑学，提出建筑的共生思想。“我们要体会共生的现实意义，意欲在共生的净土上有所作为者，无论利钝、强弱，都要相互提携，世上之物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后就不复存在。一切皆因众缘而生存，万物相关联才能成立。”[1]和谐共生的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其中在中国传统村落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近年，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热点，传统村落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修缮、开发等具体的实践中，对二者的共生关系认识有限，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重点偏重于物质环境，甚至将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隔离开来，违反了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可持续性原则。基于建筑学的共生思想和中国传统村落实践中存在的不“共生”的现象，本文拟以广州从化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文化部分，探讨传统村落与民俗文化的共生性。 1 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互为存在 1.1 和谐共生的前提
民俗文化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是分析其和谐共生的首要前提。民俗文化存在于村落中有两种方式，一是物质性的文化存在，二是精神性的文化存在。我们在强调民俗文化的精神性存在的同时，也要重视其物质存在。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非纯粹的艺术审美形态融入到传统村落的不同空间中，使传统村落由物质空间转换为文化空间，展现了重要的文化价值。从物质性的文化存在方式看，更多的是一种涉及村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比如竹编制品、陶盆瓦罐等；从精神性的文化存在看，侧重于对村民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思想情感、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如村落景观要素或者建筑结构、装饰中的神仙体系、装饰题材、历史典故、题名题对等，在教化、启蒙、审美等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图1）。可见，民俗文化在传统村落中的文化价值包括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这与传统村落是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内在属性是一致的，这为探讨民俗文化与传统村落的共生性提供了先决条件。
1.2 民俗文化与传统村落互为场景
民俗文化与传统村落之间是一种互为存在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境。传统村落为民俗文化提供一个产生、发展、传播、流变的物质空间，是人化的物质存在，而传统村落因为有民俗活动的开展（即村民的存在）而得以延续。从化传统村落位于粤北客家亚文化区，形成了相对“质朴保守”的民风，在民居建筑形式上修饰不多，整体村落风貌质朴自然；在村落选址布局上重视风水的运用；在营造过程从择日、破土、上梁、封顶、入住等各个阶段都伴随有相应的民俗活动；营造过程中工匠使用鲁班尺、丁兰尺①等巫具，以达到趋利避凶的心理需求；由于是受古百越族群的鬼巫文的影响，在村落中神巫文化盛行，在村落的建筑空间中有门神、灶神、天神、土地神等，如吕田镇的客家村落中或路口指定某棵树或某块石头为伯公（当地人称为伯公生日，即土地神）；许多庙宇宗祠中（有的也称为民俗建筑），祭祀如龙母、财神、天后、北帝、游禾神等各类神仙，村民对这些神仙定期不定期的举行祭拜仪式，并伴随有舞狮、舞虾、舞鱼、舞蟹，客家山歌比赛，粤剧、粤曲、粤乐表演等；村落的建筑空间（如庭院天井）为各类工艺品生产，农事活动提供场所。不管是村落建
筑营造还是还是村落中的民俗文化都与传统村落紧密相关，彼此存在，互为场景，共同构成村落的文化整体形态。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既要重视物质存在的村落建筑，也要重视精神存在的民俗文化。 3.2 神巫文化对建筑形制的影响
神巫文化包括厌胜文化和镇宅文化，厌胜文化主要是对建筑巫具（如鲁班尺和丁兰尺）的使用，厌胜之术的信仰，如在庭院种植花木。在《相宅经纂》卷四有“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等记载，但这类文化对建筑形制并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更多是求平安的心理诉求。对建筑的形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如石敢当、八卦镜、石磨盘、门当、户对、石像以及各类脊饰等。在从化传统村落中石敢当是比较常见的，通常有碑状的石材制成，上刻“泰山石敢当”五字，有的在上面还刻有狮子吞口和八卦的图案。石敢当一般立于村落道路的尽头，民居的转角处、祠堂正门的两侧，多砌于墙体中或立于墙脚，以迎着道路、河流等自然物多。麻村较典型，在祠堂正门两侧各有一个，体形硕大，实属罕见。门当户对也是比较常见的，门当是宅门前的一对立起的石鼓，木棉村谢氏大宗祠的两对石鼓硕大，上雕有精美的图案，当地人认为，鼓声似雷霆，能镇鬼除祟；户对是置于门楣上的砖雕、木雕或石雕的短柱，以四边形、六边形、八边形和圆形居多，当地人也不解其文化内涵，有学者从知识考古学分析认为是“原始的生殖崇拜符号，是男根的象征。由于男根是阳具，被认为可以退辟阴祟”[3]。屋顶脊饰多夸张的龙船脊（图5）、镬耳山墙（图6）、博古脊、龙蛇脊和置于正脊两端的倒悬鳌鱼，这些建筑形制与当地盛行龙母信仰有密切关系，亦或是海洋文化或者是水文化中图腾崇拜在建筑中的反映，也表现了当地人崇水敬水的审美心理。在村落巷道、门前，庭院天井置有石磨盘，反映的是古代石崇拜、石为阳精的信仰。 3.3 题名题对习俗对建筑文化的提升
题名题对习俗主要包括楹联文化和匾额文化。楹联活动在从化地区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并有自己的楹联学会，即从化楹联学会，该学会编辑出版了《从化县历代楹联选》，这些对联大多张贴在家宅、祠堂、村门楼、书院、庙宇的门口，建筑内部的不同类型的柱子和墙壁上，还有就是如亭塔、牌坊、水榭等小品建筑也有楹联点缀。这些对联结合书法艺术、雕刻技艺、灰塑工艺，有的用笔墨题写在纸上，有的刻于石柱、木柱、木板上，灰塑对联多塑在建筑大门两侧。这些楹联中有不少佳作，如大江浦村的由清状元林召棠题写的“大地文章灿，江河气象新”；钱岗村广裕祠的“诗书开越，忠孝传家”（图7）；木棉村谢氏大宗祠的“东山世胄，淝水家声”，五岳庙的“穆穆威云光万户，绵绵德泽普千家”（图8）??从化传统村落的牌坊、厅堂、大门上方盛行匾额装饰，村民会在其上镶嵌一石质牌匾，或悬挂木质牌匾。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书法字体或雕刻、或灰塑或书写若干个字作为装饰。门匾不仅选材考究，做工精细，字体书写唯美，而且内容也很丰富，能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最常见的大门门匾是“姓氏+（大）宗祠、公祠”如“谢氏大宗祠”，这类匾额比较直观通俗，主要是昭示家族渊源和姓氏谱系的，反应对祖先的追忆和强烈的家族意识。比如太平镇屈洞村防御使钟公祠，在“防御使钟公祠”牌匾左侧有“文章华国”，右侧有“诗礼传家”，右下有“防御使印”的字样；在牌坊上的匾额主要是显示本家先贤的丰功伟绩或高尚情操。比如太平镇牙马村的“千顷流芳”牌坊，两次间刻有“入孝”（左）、“出悌”（右），江浦街汉田村万石刘公祠的“义著藜光”，两次间刻有“礼门”（左）和“义路”（右）等等；在厅堂内部的匾额主要彰显本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优良的家风。如鳌头镇白兔村庾氏宗祠的“敬思堂”、吕田镇肇基围的“德垂第”、新联村的“儒林郎”、太平镇邓村邓氏宗祠的“立本堂”等。事实上，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中，各种题词、题诗、题对、题名及各种符号图案是很多的，不局限于门、堂、牌坊处，如温泉镇源湖村存珍叶公祠第二进封檐板的“竹苞松茂”等。这些题名题对习俗有助于丰富传统村落与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使得传统村落与建筑既有俗文化的一面，同时也不失书香之气。此外，民俗文化还对建筑材料的使用、建筑
营造、建筑形制等方面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4 结语
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是村落民俗文化的载体。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体现为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这种存在方式、存在价值与村落建筑有内在的一致性，也为探讨二者的共生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传统村落的村落景观、建筑空间、建筑装饰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其存在、传承、发展的场所，为村民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空间；另一方面民俗文化中的风水文化、神巫文化、题名题对等习俗对传统村落的格局、景观要素、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形制、建筑装饰、乃至建筑文化品位的提升发挥巨大的作用。二者共生共融，体现了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同时二者的结合也使村落的文化形象更为突出，内涵更为丰富。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实践看，二者的共生性关系有助于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文化）的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于二者的共生关系的认知是传统村落保护和更新建设的前提。 注释：
①丁兰尺，主要用于建造坟墓或设置祖先牌位及神位时，用以测量，并定吉凶。长一尺二寸八分，一尺约合38.78 cm，分十格，上面刻有财、失、兴、死、官、义、苦、旺、害、丁十字，使用时以吉字为宜。
从化传统村落与民俗文化的共生性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