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4), 544-55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82
The Change of Clan Education Id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e the Luo Clan of Songji as an Example
Mengyue Lin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 9, 2020; accepted: Apr. 23, 2020; published: Apr. 30, 2020
th
rd
th
Abstract
As a typi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lan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Before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mostly depended on their families and clans, and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directly change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most clans from “part-time learning and self-study” to “n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ing the Luo clan of Songji in Yongchuan, Chongqing as a cas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clan education concep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du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lan’s self adjustment during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s the Luo clan of Songji is not well known,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its migration process and analyzes the clan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atus of the Luo clan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on and read to bequeath to the family” is further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Luo clan advoc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upported industrial factories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is clan’s educational concept changed obviously,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case, but not an iso-lated case, because other clans also showed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 to the new educational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inventory of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lans use the ancestral hall produces to set up national primary schools.
Keywords
Clan Educatio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uo Clan of Songji
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向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文章引用: 林梦月. 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4): 544-555.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林梦月
林梦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0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23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30日
摘 要
作为典型的民间组织团体，宗族是筑造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基石。在科举停废前，学子启蒙多依赖于家庭及宗族，科举停废间接导致宗族教育理念发生转变，从“耕读”入仕过渡到提倡国民教育及培养国民常识。本文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案例，旨在分析清季民初宗族教育观念的改变，反映新式教育浸入及传统“政”、“教”关系断裂之变局，探讨宗族在历史转型时期进行自我调适的可能性。由于学界对于松溉罗氏宗族并不熟悉，本文首先对该宗族移民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其宗族特点；其次考察罗氏宗族科举名位情况，进一步剖析宗族“耕读传家”的理念；论述科举停废后罗氏宗族如何提倡职业教育及支持办理实业工厂。该宗族教育理念前后更迭明显，可视为典型个案，但绝非孤证，其他宗族亦出现向新教育模式过渡的特征，在国家清厘公产及推行国民教育的背景下，宗族动用祠产办理国民小学校成为常见现象。
关键词
宗族教育，晚清民初，科举制，松溉罗氏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家史”，族谱“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撰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和叙说”。要重构家族的历史，族谱编修者需要记录家族盛衰大事，考察“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同时还需要追溯远世祖先。出于宗族名望的考虑，不少族谱中存在着“远祖附会”的现象，即将自己家族的谱系向前推衍，附会历史上的名门望族([1], p.21, p.25-26)。
对于将族谱作为研究材料，前辈学者有过细致的讨论。谭其骧认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但他同时也表示，谱牒对于研究移民史而言，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毕竟，记录先祖的迁徙轨迹并不会影响宗族荣誉[2]。陈世松则更进一步，他在利用族谱研究移民问题时明确的提到：“即使从研究移民史的需要而利用族谱，在对待族谱中所涉及的‘远祖世系’及‘祖先官爵’等问题时，也必须相当审慎”([1], p.29)。结合前辈学者的经验，笔者选择信任族谱中关于迁徙轨迹的记载，但本文主要研究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涉及到宗族教育成果及实践，必须首先考察宗族在明清两朝所获取的科举名位是否属实。为尽量保证材料的可靠性，笔者搜罗了大量方志材料，作为本文的旁证。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重庆松溉罗氏宗族，罗姓在川、渝、黔、滇一带的支派多发源于此。笔者所使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545
社会科学前沿
林梦月
用的材料以《松溉罗氏族谱》为主体，此族谱由罗氏入川六世祖罗勋创编，后世族人又对其进行了六次修编增补1。由于松溉罗氏族谱并未载入数据库，学界关于该宗族的研究较少，主要有陈兴贵的《一个西南汉族宗族复兴的人类学阐释——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分析》及《一个汉族宗族的认同符号——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研究》[3] REF _Ref39070535 \\r \\h [4]。陈兴贵采用的是人类学视角，其文章旨在分析现当代松溉罗氏宗族如何重建及复兴。关于宗族教育方面，学界已有许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的教育形式，对清季民初转型时期宗族教育理念的研究仍缺乏典型案例的讨论。
2. 松溉罗氏宗族移民历程及特点
据松溉罗氏二修谱记载：“汉有梁相罗怀，谱谓吾宗来自安城，安城，秦隶长沙，怀为始祖无谬也。五代间，讳铨、字居衡者，始徙居吉水中鹄乡水东淘银塘熂下，其宗嗣愈昌，是世恒号熂下罗焉。及宋淳熙进士，讳仕俊者，任武岗教授，再徙临江新喻之鑑化。武岗子曰应龙，应龙子曰安道，安道生胜二、讳祥胜，至正元间兵乱，三徙居蜀之重庆，路永川之松溉”([5], p.26)。虽说族谱将该宗族的历史追溯到了汉代，但明确的谱系及分支自罗祥胜一代后才出现，至于此前所提到的江西临江府新喻县、吉安府吉水县等宗与本文内容关系甚小，无需专门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族谱中提到罗祥胜在元末迁居松溉前，曾先“徙湖北麻城”，其妻李氏便是湖北麻城仙居乡人。元末明初时，为了逃避战乱及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区人口的空虚，大量湖广移民结伴而行迁居四川，其中又以湖北麻城人居多([1], p.38)。这次移民浪潮足以解释自称祖籍在江西吉水的罗氏一族为何会迁徙到永川松溉。当罗祥胜及李氏到达松溉时，周围仍是“荒林茂草茫茫”的景象，二人在此诞下一子，取名罗友文，罗友文辛苦创业，“肇置田百亩，风声稍振”，又生下六子“孟曰志忠，仲曰志聪，季曰志高，次曰志贤，又次曰志贞、志谅”，松溉罗氏谱系即按照这六房排列([5], p.33)。当然，罗氏一族在松溉定居之后，并非一帆风顺，明末兵乱再次让罗氏族众走上四处流离的迁徙之路。松溉罗氏族谱《居徙考序》中记载到：“无何明季崇祯，盗贼蜂起，国步斯艰，自甲申戊子饥馑洊臻，兵火频仍，吾族先人窜身他郡，保要领于百难中”[6]。罗氏有大量族人举家迁至贵州仁怀定居，据族人回忆：“是时有逃播及滇黔者，子孙皆产自异乡别郡”([7], p.1)。
到了清初，局势稍定，部分罗氏后人萌生返回故里的想法。罗氏第十一世罗文第“以先人坵墓在念”，重返松溉，与他同辈的罗开极也选择于“顺治丙午携家属归井里”([8], p.28)。族谱记载罗开极回籍时间为“顺治丙午”，这很可能是后人搜罗资料时出现了纰漏，顺治并无丙午年，丙午年对应的应是康熙五年(1666)。但无论是顺治年间或是康熙五年，比起后来移民，罗开极等人回到松溉的时间较早，具有定居置业的优势。《永川县志》中有载：“顺治十年(1653)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9]。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赵国显因“寇盗甫尽，城郭榛莽，孑遗无几，侨寓松溉镇招抚流亡”，康熙元年(1662)又有知县张翔在松溉悉心招徕流民[10]。官府招徕流民及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的政策对于罗氏族人在松溉重新定居也大有裨益。
如山田贤所言：“移民氏族在其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之后，即着手设立宗祠，或者设置其附属的祭田、编撰族谱等”[11]。归籍后的罗氏族人相当重视宗族谱系的传承，但要重新编修族谱并非易事，当时该宗族内部“老成凋谢，典籍无稽，子孙仅识祖父并忘历代宗亲”([7], p.2)。罗氏族谱有机会得以续修应归功于第十一世族人罗元素，在明末兵乱之时，他将罗勋创编的族谱藏于衣裤之中，使其得以保存([8], p.28)。到了雍正年间，族人罗奇英及罗奇参对旧谱进行了第一次编修，并将明末流散异地的支系梳理清晰。乾
1
笔者到罗氏宗祠世德堂拜访了罗氏续谱办的负责人，收集到罗奇英、罗奇参于雍正十年(1733年)完编的一修谱，罗好义等于嘉庆二年(1797年)完编的二修谱，罗好义、罗豫备等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完编的三修谱及罗章辅、罗泰益等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编修的五修谱。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546
社会科学前沿
林梦月
隆己丑年(1795)，曾任贵州石阡府知府的罗文思提议修建宗祠，族人商议后，“枚卜松子山之地，协力兴举，计三载而厥”[12]。祠堂初建成，罗氏宗族便设法添置族产，此后蒸尝不断增加。为方便管理及避免族人侵吞蒸尝，族谱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宗族祠产地界及租息情况，从文献中不难看出罗氏宗祠积蓄颇丰[13]。
郑振满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三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14], p.47)。松溉罗氏宗族应被视为“继承式宗族”。继承式宗族需要有完整且详尽的系谱结构，宗族成员资格取决于继嗣关系，禁止“非种承祧”，避免乱宗([14], p.49)。松溉罗氏一修谱已十分明晰详尽，此后每隔七八十年又循规续编，谱系可信度较高。同时，罗氏家训明确规定：“天亲不可人为，异姓不得乱宗，族中倘有乏嗣者当以本支旁支继之，勿令异姓承继，有乖宗祧，更无许自薄本族，妄认他人为同宗，有一于此，谱中断不载入”[15]。
继承式宗族在发展中必然会形成“分枝”，层层累积，“成多支系和多层次的阶梯式结构”([14], p.50)。《松溉罗氏族谱》强调区分大宗小宗，由大宗主管奉祀及族内公事，宗支各族皆以嫡长子为宗子，系谱结构呈现出层层分支的特点[16]。大宗及宗子的观念确实存在于罗氏宗族内部，并非一纸空文。除却考有功名的族人，罗氏宗族事务多由长子处理：罗奇英的长子罗洪儒“谢举子业，独肩家政……倡首督修宗祠”[17]；罗洪通的长子罗希谱“尝掌族起义钱经理十余载，秉公生息，丝毫不苟”[18]；罗俊安的长子罗希素“尝管祠务秉公料理，惟慎惟勤，领祠内积金掌放生息获利数倍”[19]。
3. 明清两朝松溉罗氏宗族的耕读理念
从上一节可知，松溉罗氏宗族谱系严密且宗族建设活动频繁，是非常典型的继承式宗族。罗氏祠堂香火不断，族内秩序井然，与其族人依靠科举入仕，提升宗族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松溉罗氏族谱对于明清两朝获取科举名位的族人有详细记录：“先人科第名位，自志谅祖开科，鍪、勋、洪载、廷唯举发身科甲班班可考”[20]。
明代罗氏出有三名进士、七位举人及多名贡生。罗志谅为罗氏入川的第三代，其父亲辛苦耕耘，积累下百亩田产，为罗志谅读书进仕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永川县志》载其为“永乐六年戊子科”举人[21]。自罗志谅开科中举后，到明末兵乱前，松溉罗氏几乎每一代都有族人获得贡生及以上的功名。嘉靖《九江府志》提及松溉罗氏第五世罗鍪为“四川永川人，由举人正徳初任府学训导”[22]。嘉靖《罗田县志》则记载松溉罗氏六世祖罗勋乃“四川永川人，进士以升去”[23]，罗勋墓志上记载他为：“第丁未进士，授湖广罗田令”[24]。
与罗勋同辈份的罗洪载亦考有功名，“领正德已卯乡荐，明年庚辰成进士”[25]，“官至南京戸部尙书郎，品列儒林”[24]，罗洪载之子罗廷唯，更是青出于蓝，万历《四川总志》记载罗廷唯考取进士，后来官拜御史[26]，《永川县志》明确记载罗廷唯的谱系：“始祖胜二迁蜀之松溉镇，是为永川人。五世鍪，商州学正，生洪载，南京戸部员外郎，丈夫子五，长即公也”[27]，与罗氏族谱完全契合。罗鍪、罗洪载、罗廷唯祖孙三代皆负有功名，可见其家学及族学渊源。
据《江津县志》载，松溉罗氏族谱“自其先牧谦先生创为之，厥后浒矶、贯溪、元素诸公皆相继增修”[28]。传至第八世，松溉罗氏族人罗太易、罗周冕、罗环中于万历年间中举，而罗赓虞考中天启甲子科举人，罗世彦考中崇祯庚午科举人[21]。
由于明末族人四处离散，其科举之路也暂时中断。直至清初，罗氏宗族得以休养生息，其后人才开始重新考取功名。第十四世族人罗奇英是罗氏宗族回籍后培养的第一个举人，罗奇英因为岁科考成绩优异，在二十岁成为廪生享受官府的津贴[29]。他又考中“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举人，任陕西清水县知县[21]，与其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547
社会科学前沿
林梦月
同辈份的罗文思则考中“乾隆戌午科解元”[30]。罗文思入仕后升为直隶商州知州，最后还出任贵州石阡府郡守，山西巡抚蒋兆奎对其在商州的政绩评价很高[31]。在这期间，罗文思创编了《商南县志》、《续商州志》及《石阡府志》[32]。此后，罗氏第十五世族人罗万象于康熙丁卯年中举，出任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知县[33]。族谱记载，清代松溉罗氏一族出有四名举人，最后一名为罗泰莹，其考中“光绪葵巳科”举人[33]。
尽管罗氏宗族回籍后没有族人考中进士，但贡生的数量较明朝却增加不少。这些贡生中也有人官至知县，譬如，贡生罗奇参就曾出任霍邱知县[34]。罗奇参之所以能出任知县与其考取的贡生类别有关，族谱上记载罗奇参为：“雍正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由内廷教习特发安徽省历任霍邱、怀宁、祁门等县知县”[35]。拔贡生的考试十二年举行一次，每次只取两名府学生员、一名县学生员，数额很少。不同于其他类别的贡生，拔贡生“可参加特殊的殿试，或被任命为七品京官或各省知县”[36]。与罗奇参情况相同的还有罗洪铸，罗洪铸为乾隆己酉拔贡生，后出任建始县知县[37]。其余的贡生中有不少曾担任过教谕、儒学督导、县丞及典吏等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采信松溉罗氏族谱的《科举名位纪》，其主要考取功名的族人谱系清晰，在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在科考方面，松溉罗氏宗族确实成绩斐然，可谓世代书香，而这些都得益于松溉罗氏素来秉持的传家理念。
罗氏族谱中收录有《试例十条》一文，内容多为罗勋对后世族人的训诫，其中第一条便是：“凡我族人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克勤克俭不坠先志，六房当恪守先训，毋得不务本业，从事异端，族中有违者，以不孝论”([15], p.299)。“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在此处得以体现，罗勋对于偏离“耕读”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行业嗤之以鼻，他认为子孙不务耕读本业，即为不孝。
罗氏族人流散在外和归籍生息时都秉持耕读传统。譬如，明末时族人罗文第窜逃到仁怀，在深山中亦坚持“耕读”传家([8], p.28)。对于子嗣的教育，罗文第也毫不懈怠，其长子罗正相“幼从庭训，迨戊己兵燹，太元公逃奔其地，翰室公延之为师，授举子业，拮据治百家。言时虽饥馑流离，饿死载道，公犹得晏然读书”[38]。罗文第为罗正相聘请了同族罗元素作为老师，教授科考应试的内容。清初归籍后，罗氏第十二世族人罗若纁告诫后人：“有子弟当教不可吝惜束脩，误了子弟，不能读者即耕，耕读两事系大根本”[39]。清中期，罗文思的父亲罗缙在讲明家训时也强调“务以孝弟为先，耕读为本”[40]。传至第十七代，罗奇英一脉仍有族人教诲子嗣“各以一业，或读或耕，类皆谨厚”[41]。直至清后期，务农的罗泰兴仍“教子孙惟以耕读为本”[42]。
“耕读传家”的祖训让人联想到罗香林对客家文化的论述：“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也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他们之所以能有良好的发展，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可为凭藉；他们在精神方面所以能乐生迈进，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43]。
这一观点对于罗氏宗族同样适用，该宗族与客家人有着相似的迁居经历及生活环境，自元末以来屡次迁徙，生活的地区多是山区丘陵。明末清初之际，大量罗氏族人逃至贵州深山之中，而其原籍松溉紧傍长江，依山就势，属于丘陵地带。将读书作为立业根基，把务农当做安生本领，进可入仕，退可持家，这就是“耕读”的好处。“耕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士人将其视作立家之本，略有“政治正确”的味道[44]。罗氏宗族以“耕读”为家训并非是纸上空文，对于“耕”的部分，笔者按下不表，主要分析罗氏宗族重“读”的一面。
明清两朝，罗氏族学兴盛，不少族人开塾授课：明末兵燹后，文教未兴，罗若纁便“开塾闾里，诱掖族众，化诲乡邻”([8], p.30)；罗连魁“年七十犹为弟子师，乡人有三世业门下者”([38], p.400)；罗奇英回乡后聚众讲学，“一时从游甚伙，采芹食饩者数十余人，进士周梧罔、魏字川(魏月溪)皆出门下”[45]；
DOI: 10.12677/ass.2020.94082
548
社会科学前沿
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向 -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