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市场的主体——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观念转变说起
作者：付八军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2017年第6期
[摘 要] 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至今没有取得预期进展，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推进中国的创业型大学建设，需要在观念上实现“三个破除，三个树立”：破除大学从属政府的观念，树立大学属于市场主体的观念；破除学历等于出身的观念，树立基于知识本身而学的观念；破除教师“以论文论英雄”的观念，树立实践检验学术业绩的观念。达此目标，中国不仅能够涌现出成功的创业型大学，而且能够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关键词] 创业型大学；学术成果转化；观念转变；学术应用
[作者简介]付八军，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研究（绍兴312000）
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 B.Clark)和亨利·埃兹科维茨
(H．Etzkowitz)提出“创业型大学”概念之后，我国学者很快将此引人中国，并推动国内一批院校例如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先后走上创业型大学道路。克拉克考察的华威大学以及埃兹科维茨观测的MIT、斯坦福等创业型大学，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普通本科院校，学习与借鉴西方创业型大学的经验，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却没有预期成效，[1]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政府还是高校，无论大学教师还是社会大众，均缺乏大学的市场主体意识。当政府在处理其与大学的关系时仍然坚持“管理”而不是“服务”的观念，要让大学面向市场、服务市场、依靠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大学及其教师乃至社会大众的观念也同样无法转变，自然办不ILIJ富有活力的个性化大学。可见，观念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仅从观念上的“三个破除，三个树立”出发来探讨创业型大学的建设路径。这种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双一流”尤其应用型大学建设，同样是有益的。
一、破除大学从属政府的观念，
树立大学属于市场主体的观念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将知识的生产、传承与应用融于一体的大学，在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倡导创业职能、积极推动学术资本转化的大学。[2]这种大学不等于商业化、营利性大学，但必定属于市场取向的大学。如果不能确立大学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学术活动，那么，其面向市场获取信息、基于市场培养人才、针对市场提供成果就难以实现。这就像一只从小到大豢养起来的狮子，其野外生存能力是较弱的。当该大学不能为市场提供适切性的服务，它自然就不能从市场上获得相应资源，只能继续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与政策庇护。这样的大学，就不是市场取向的创业型大学，难以完全凭借自己的学术资源傲然挺立于大学丛林。当真正能够面向社会与市场自主办学之后，大学就会注重提高教育质量，赢得生源；就会注重学术成果的转化，增强科研的针对性，赢得办学资源。这样的大学，才是有活力的大学。从世界上成功的创业型大学来看，其共同经验无不以学术资源获取各种办学资本尤其是经费保证。只不过，不同的创业型大学，采取了不同的市场模式。例如，华威大学将学校整体投入运营，在前期注重教学学术的资本运作，后期以制造业集团等为生产主体增加了成果转化的资本运作，体现了直接筹措办学经费的运营模式；而如今的MIT．斯坦福则既没有以学校名义创办企业，也不会鼓励教师在岗创办实体，更没有从各种形式的学术创业中获取大量实惠，在注重技术咨询、专
利转让等“软活动”性质的学术创业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的基础上，从校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社会捐赠，体现了间接筹措办学经费的运营模式。我国走上创业型大学道路的普通本科院校，只是高高地举起了这面旗帜，远未树立市场主体的意识，从而既不能像华威大学那样将学校整体投入市场进行运营，也不能像MIT、斯坦福那样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最后依靠这些人才来反哺大学的发展。某些华人在创业成功之后的巨额捐赠，没有捐给国内高
校，反而捐给美国大学，这不能表明他们不爱国，只是说明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对他影响更大。
我国大学之所以缺乏市场的主体意识，前提条件还是政府管理大学的本位思想没有转变。[3]政府通过各种工程、课题奖项、评估检查等，牢牢地管理与制约着大学。国内创业型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每前进一小步都能感受到管理体制的约束。“一旦成了管理者、领导者，就以为自己立即变得比别人高明了。这是一个误会，自然也是管理者的忌讳”。[4]当政府从管理的立场出发，将大学方方面面限制得很死、高校只需按政府意图来操办的话，那么，大学很难办出活力。因为学术的本质就是基于学者个体兴趣基础上的创新，任何外在的操控或者约束都会影响到学术创新。哪怕是面向社会实践需要的应用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亦属于学者的“灵机一动”。学术创新的这种本质特性，是以自由作为最佳生长土壤的。纵览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最好的大学往往正是最自由的大学。当前，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在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十多年前笔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系统梳理与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属性的选择，发现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将教育当成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人们个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权利与自由。[5]正因如此，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教育部”，成立之后更多地体现服务功能；在国民教育系统，美国至今没有一所国立大学；等等。所有这些，既体现了美国大学的自由，也保障了美国大学的自由。从纵向看，在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之前，德国在19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那个时候，德国大学虽然从国家立场或者说社会本位的角度弘扬学术，但是，它们的学术活动是非常自由的。19世纪初，担任内务部文教总管的洪堡筹建柏林大学时就提出，“新的柏林大学的原则，不是管理和从属，而是自由和独立”。[6]正如张楚廷先生所言，“最自由与最高水平紧密相连，这是德美两国大学的根本共同点。如果论及大学规律，最自由与最优秀同在便是最根本的一条规律。”[7]没有大学的自由，将大学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绝对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对市场有更多要求的创业型大学。
二、破除学历等于出身的观念，
树立基于知识本身而学的观念
在经济学界，企业的本质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任何将营利、“利己”[8]视为企业本质的观点，都是不恰当的。“一个没有基本责任的企业不能称为企业，一个连产品（服务）都不肯表达自己对于顾客的承诺的企业不能称为企业。”[9]大学在本质上正是一个企业，同时又区别于其他企业。基于创业型大学的视角，我们更好理解。例如，创业型大学以科研成果尤其教育服务呈现出来的教育产品，往往不是谁购买得起就卖给谁的，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在选择作为顾客的学生时，并不是只要谁愿意掏钱，就录取谁，这与一般企业以金钱作为唯一条件来销售商品是有区别的。从表面来看，似乎大学没有遵循市场原则。其实，这正是市场化的表现，而且所有追求卓越的大学均不例外。一所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教育资源有限，只得限制性入学。但是，这种限制又与电影院因场地较少而实行名额限制不一样。在电影院，先购票者先入场，晚购票者或许就没机会了，这是因为这种方式不影响电影院的实际利益。然而，大学就不一样。大学不能采取先来后到的寻取模式，也不能采取金钱至上的模式，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模式都不利于大学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试以哈佛为例，作如下设想。如果按先来后到的模式，那么，或许前来接受教育的学生素质差参不齐，许多学生达不到毕业的要求，最后影响哈佛的管理甚至声誉；如果采取金钱至上的模式，那么，许多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进不了哈佛，反而大量成绩平平的学生进入了哈佛，最后同样影响哈佛的管理甚至声誉。可以想到，如果哈佛凭金钱来人学，又不像法国高等教育那样实行严格的淘汰制，不m几年，
这所大学的声誉就会大大下降。因此，哈佛会坚守学业标准，也不会无限拔高学费。当所有学校都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之后，大家都会遵循市场原则，行业自律也就形成了。
但是，达到这个层面还不够。因为这远远达不到学生为了获取知识而求学，甚至仍然是为了谋取出身而上大学。那么，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让这些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获得市场检验的机会，而不是一张文凭能够包打天下，终身受用。也就是说，文凭仅当参考，个人素质才是核心竞争力。例如，一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其人品与能力还不如一位地方高校相同领域的学生，那么，单位就应该有勇气做出决定，留用并提任地方高校的毕业生。在人才招聘时，虽然其学位证书颁发学校、获奖证明、成果数量、论文所载刊物等外在凭证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但绝不是以此作为唯一标准，甚至由此可以替代专家评价，以致任何人都可以将人才分出上下高低。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管理重心下移，实现行业专家领导。例如，一所大学招聘人才，如果让学校人事处统一负责，则可能按硬条件处理了，只有将权力下放给相应学院、学科甚至学科方向，才能在一定的基准条件上选择最适合的人才。对于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成果数量体现其勤奋程度，甚至思维广度，但是，学术水平则主要看其观点与推导，而不是论文所载刊物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都太忙了，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分辨真假与高低，就匆忙下了结论，也倾向于简单的结论。于是，只是凭借外在硬通货来选择。这样做的后果危害很大，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造成大家都很浮躁，着眼于知识与能力之外的凭证，而不是知识与能力本身；形成的权威与中心，不是市场选择出来的，而是外在的平台等因素造成的；某些先天或者既定的光环优势，造成某些人的孤傲与特权，也给其他人形成了无形的卑怯与从属，对于社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等等。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奖项、一个凭证等都不应该成为不可逾越的标杆。一位社会权威，并不意味着他说的任何话都是金科玉律；一个哈佛文凭，只能说明持有者有过这种学习经历，在许多方面获得准人机会，但并不意味他就比别人优秀；高校的职称评聘，千万不要把在某个杂志发表文章当作必备条件，这样是在造就权威与中心，而不是让权威与中心在市场中形成……。总之，我们要极力呼吁，管理重心下移，行业专家理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创业型大学推动学术成果转化，就是去除高校既定权威与中心的最佳路径，让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显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提供的知识产品有用，有实用，而不是有名，仅有虚名。检验一所高校是否达到这种状态，我们从学生选择大学的价值取向就可得知。如果学生上大学，是为了知识本身，而远远不是为了文凭与出身，那么，这所大学就达到了这种状态。事实上，大学生毕业之后的T作问题，根本不是学校应该操心的事情。如果一位学生感受到从大学中真正学到了知识，那么，哪怕没有找到T作，他也不会因此嗔怪学校教育的荒芜与无用。只有在这个时候，依靠学费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大学，才属于创业型大学。也就是说，如果一所大学真正依靠课程资源而赢得生源，赢得市场，那么，这所大学哪怕不接受政府任何拨款，且没有致力于学术成果的转化，该大学仍然属于一所创业型大学。这样的大学，不是贩卖文凭，而是销售课程；不是凭借权威，而是依靠市场。 三、破除教师“以论文论英雄”的观念，
树立实践检验学术业绩的观念
高等学校三大使命的履行，主体都是大学教师。传统学术型院校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关键在于教师，难点也在于教师。在缺乏市场化传统的大学，要实现大学教师的转型，更为困难。例如，欧洲大学教授普遍抵制直接的学术创业活动，曾有一位英国大学教师拒绝某技术转移办公室官员的约见，不无怒气地说道，“除非我死了，否则绝不见他”。正像不是所有高校都要转型为创业型大学一样，也不是所有的大学教师都要转型为创业型教师。对于不少学科领域的教师来说，他们坚守象牙塔，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传承，注重思维素质与人格品性的培养，同样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教育教学要让学生真正受益。同时，对于致力于学术成果转化的创业型大学来说，以应用性知识作为主导的学术生产模式，检验教育教学实效的重要标准则是看学生能否尽快适应实际T作，检验科学研究业绩的重要标准则是看学术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性，决定了创业型大学
大学是市场的主体——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观念转变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