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恶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作者：范国强
提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推进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恶文化；实体之恶；虚体之恶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以其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光耀千古的灿烂文化而著称于世。而在这种灿烂文化的多极表象中，“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中的一极。恶者何也？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将“恶”解释为“过也。从心，亚声，鸟各切”。[1]（《说文解字第十》）俄国学者尼·别尔嘉耶夫则认为：“恶之根不在于存在，而在于非存在”[2]（P117）“恶处在存在领域之外，产生自非存在，并回归于非存在”[2]（P118） 近世以来，黎澍、王学典诸先生亦对此问题做过诸多探讨。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恶文化”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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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推进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虚体之恶–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内在载体之一。
“虚体之恶”是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内在载体之一。是人的心性本体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关于人的心性本源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且各执一说。但无论何种学说，无非是就人的善、恶之题而展开讨论。而无论善、恶，它无非是人的精神价值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产生并且存在与发展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本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关于心性本源的争论便络绎不决。而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笔者以为：善、恶为人之性体之两端。只是受限于外在的环境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毋庸质疑，恶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确实扮演了一个特殊而且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影响颇为深远。
荀子关于“恶”的作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性恶》一文中。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分也。人之所能为学，所事而成者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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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可是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3]（《性恶》）又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善经过人的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因此人因该“法后王”，“化性起伪”。
笔者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仔细审视我们又不难发现，荀子又指出了“恶”的情欲即人的物质生活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突出了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加之“法后王”的思想。反映了可贵的历史进化的观点。荀子实为中国性恶论肯定之最早元功。后世如李翱、朱熹之辈亦对此问题做过颇多探讨，但他们在理论的系统性及对后世的影响性来看，显然不能与荀子相较长短。现代何宗思先生认为：“人性，应该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善恶应该是指人的社会属性”。[4]（P4）“道德的产生，其渊源就是因为人性的自私，人若无私，人性都善，还要道德何用。”[4]（P4）论断虽过于激烈，但深切地指出了人性与善恶之间的领域及关系。
二、“实体之恶”—恶文化的外在表现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源。
“实体之恶”即恶文化在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潮领域方面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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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一点上，恶文化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依附与社会精神文化思潮的演进方面。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君主与宦官这一对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对立与补充；入佛风气的盛行；崇儒文化的弥漫；社会空谈思想的遗传等诸多方面。
君主制度是中国古代上层政治建筑的最高塔基。一般来说，所有的专制君主—无论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如何，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与法治社会相比，仅靠君主一己之才总是不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有法律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5](P171)但事实上却是“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6]（《秦始皇本纪》），“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7]（卷九《东华录》）在这种情况下，家天下，一人du断朝纲的政治模式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的无序化与人民的无主权地位。正如魏晋时人鲍敬言所论：“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食。”[８]（P887）又曰：“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忧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废，整之以刑罚。是犹以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８]（P890）鲍氏所言，深切指出了君主制之急弊，将各种恶都归结于君主制之存在。认为君主制度的出现并非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反它是在人们分化出贤愚，强弱之后才产生的。君主的出现给社会尤其是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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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民众以极大的伤害。因此，鲍氏将君主制归纳为一种恶 ，实开中国古代哲人反思君主制弊端之先河。
魏晋以降，继承鲍氏思想与批判精神者大有人在。如元初之邓牧，他认为君主是一切天下灾n、祸l的根源。“君主竭天下之财以自奉，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漫蔑诲盗，冶容诲淫” [９]（《伯牙琴》）。明代之唐甄所论更为激烈。他主张“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为贼乎？”[１０]（《 潜书》）
君主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而附着在其上的则是宦官制度。宦官阶层是一个特殊的寄生阶层。它与君主制的发展与灭亡相始终。其权势的大小与封建社会君主权势强弱的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实事求是的说，由于这一阶层太靠近国家的政治中枢，并且因为其内在的一些社会因素。宦官集团所起到的作用一般来讲是一种另类的恶，由于这种形态的恶的长期存在，极大的改变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走势，从而孕育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出现。
但进一步来看，宦官集团对君主制来说又是一把双韧剑，它作为皇帝身边最为亲近的群体之一，可以有效的巩固君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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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恶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