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之人性论

洞穴奇案之人性论

洞穴奇案之人性论

------读《洞穴奇案》

情与理，道德与法律的纠葛也许永远是人的本我、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在社会领域的表象和延续。如果以情欲和求生欲为主体的本我完全来自人的动物性，以理智和审慎为代表的自我来自绝对的理性，那么，作为人类孜孜追求的超我则又成为二者的有机结合，它代表着道德感、荣誉和良心。姑且，我们称这三者为人性。在我看来，洞穴奇案的判决是对人性的审判，这让每一个称之为人的人都不得不在内心打着仗，三个“我”相互撕扯——在我们人类思想的进程中，翻滚向前。

或许这种人性角度的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它至多让人们因此而矛盾的内心暂时平复。不过，这却能带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也许我们不能仅以对或错，善或恶来解释人及人的行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方式方法或答案不应是非黑即白的，而应是情理结合，道德与法律相辅的。所以，洞穴奇案的判决，笔者倾向四被告有罪，但可酌情减轻刑罚。

这样一种判决必然会遭到主张司法刚性的法官，如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和基恩等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法官的职责就是“遵照法律条文宣判”，“法典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法律条文不允许例外”，“我尊重我的岗位职责，它要求我在解释和适用联邦法律的时候，把我个人的偏好抛在脑后”，作为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他们无疑是优秀的法官，因为忠实于制定法，维系法典的权威，就等于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永远高于人的同情心和道德要求，也是维护大多数人司法公正的基础。特鲁派尼法官虽然主张维持原判，但呼吁进行行政特赦，这说明他也看到了实证主义存在弊端，但却遭到来自自己阵营的倒戈。基恩法官以“法官不是向最高决策人发指示，也不是考虑他做或不做什么，而是应受联邦法所控制”认为行政特赦不可取。但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法律条文没有规定酌情处理时，应该由立法机关酌情批复。因为正如汉迪法官所言，如果“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门最容易失去与普通民众的联系”，这实际上是出于其作为法律执行者角色的需要，它不可能也不需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它的职责就是如实地执行

制定法。但是，立法机关却不一样，立法机关代表统治阶级制定法律，它在坚持理性同时，必须反映社会和民众需要，即在一定条件下，它还需考虑社会道德，考虑民众思想和感受。所以，有权对案件进行酌情考虑的是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更非司法机关。这并不代表将立法与司法职能混淆，而是类似于立法机关在法律条文中授予司法机关“视情况酌情处理”一样，是权力的下放和收回的情形，并且，由立法机关进行批复，有利于防止基恩法官所说的“自行揣测”立法者意思的“危险行为”。这一点可能与法官伯纳姆观点相似。

对于福斯特法官的适用“自然法”的观点，笔者也不能完全赞同。他认为“案件发生在联邦领土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法律适用于他们，因为领土原则是假定人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共存，而实定法也是建基于人们可共存的可能性之上，故此案在道德上也可如地理上脱离法律约束，案发时他们非存在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于自然状态”。对于这段话，福斯特法官有两层意思：一是案件不适用于联邦法律，因为事发在联邦领土之外；二是案件是在非文明社会状态下即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不应当适用文明社会的法律，亦即不能以现代社会的法律标准裁量自然状态下的犯罪行为（何况自然状态下，该行为是否犯罪还有待认定）。诚然，我们需要以时间条件变化为转移来对待客观事物。在探险者被困山洞时，生存状态确实类似于自然状态，他们通过“生死协定”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面临饥饿致死的危险，即客观条件确实已经不是文明社会了，就如同鲁滨逊在孤岛上，我们不能要求他在卫生间洗澡和解手一样。但是，这只是客观状态的一面，这些被困者他们成长于文明社会，他们建立的人际关系即社会网络就存在于文明社会中，他们的社会智识也还是文明社会的水平，他们有能力以文明社会的智力水平决定生命走向。况且，他们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四个人的生还这一决策的做出，是属于文明社会还是自然状态并不易判定。

刚刚谈到，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要考虑民众的常识和意志，但是，通过“全民公决”这样的形式进行立法和判决是不现实的。而且，要求立法机关在一项立法中完全包容所有的观点也是不现实的，正如伯纳姆法官所言：“多元化社会没有一种道德观被官方视为最优，施行个人道德观是压迫与我们观念不同之人，这会把正义丢于一旁，因为人民是作为整体通过法律来表达意志，只有守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