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家庭教育理念
家庭教育，顾名思义，是小范围、私人的、具有独特性和一定封闭性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因为家庭情况各异、家庭里每人的特点不一样，因此一方面它注定与广面积、大众的、具有开放性的基础性教育相区别；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又联系紧密，可以说相互促进和补充，相互审视和纠正。龙应台曾任台湾文化局局长，自身又是一个作家，因此在社会职责上，她密切关注着大众的基础教育和人文素养的发展，经常去各大高校演讲，令人难忘的演讲比如在台大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同时她身为一个母亲，对自己家两个男孩的成长和教育负有感情和责任，在了解和指导两个孩子长大的时候，采取“书信往来”的沟通方式，和大儿子的通信集结成《亲爱的安德烈》。在这一篇篇饱含深情、认真研究、耐心沟通的书信中，我读出她家庭教育理念的三个方面，同时对这三个层次中的具体问题又有一些反思：
1 启发、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在《亲爱的安德烈》中，甚少见到龙应台对于孩子衣食住行的嘘寒问暖，偶尔有一句“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除了她对安德烈信中提及吸烟、“性、药、摇滚”等原则问题的追问之外，几乎见不到她对孩子生活方面的“唠叨”。这并不是不关心孩子，相反，这反映出她对孩子的自
理、独立能力是相当信任的，就这一点来说比一般的中国父母开明多了。她不宠溺孩子，不过于纠结繁琐的细节，但是善于在重要问题上把握方向；她更多关心孩子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成长，启发他思考文化、美学、哲学问题或现有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认知，积极参与进这个世界。从书信中的口吻来看，更像是和一个晚辈朋友在做平等的探讨和辩论。 《为谁加油？》里，她分析了比赛中别人为国家队加油时，自己为什么异于常人的“冷”――脱去简单狂热的激情，对“国家和乡土之爱”保持一份警惕和思考，最后用整个段落、一连六个问号向儿子提问关于对“德国”的认知和感情。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因为长时间缺少和儿子沟通而造成的交流饥渴，更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儿子去思考自己与国家、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向左走，向右走》一文中，和菲力普与安德烈讨论政治里的“左”和“右”，肯定他们的一些见解，分析真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区别，表达此时此刻对孩子深切的希望和担忧。《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和《文化，因为逗留》中，龙应台深入观察分析了香港快节奏、缺乏生活艺术的现状，并做出总结――“文化，来自逗留”，向孩子们完整呈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过程，这除了增加母子间的沟通，也间接让孩子学习思维方法，培养对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感悟。关于对“香港有没有文化”的观点，在读者来信中，有反对的声音指出：“你们的文章让我感受到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并以文化之名，否定其他文化。”两者相
对，能很好说明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不同，或者说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家庭教育是小范围、具有特异性和一定封闭性的，家庭内部传播或认可的的价值观念不一定普适于基础教育的价值观，龙应台对香港文化的判断和价值取舍体现了家庭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而这位读者提出反对和质疑，可以说又是基础教育对家庭教育中价值观念的审视和批评，因为基础教育的开放性要求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而非单个家庭的价值选择。 2 有效的双向沟通，对孩子的价值选择保持尊重理解的态度 两个孩子每次的思想或观点，龙应台都会认真分析，把不能理解或有补充、质疑的问题提出来继续探讨。她在向孩子剖析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观念，也在接受两个孩子向她传达的思考和观察，尤其是小儿子菲力普，他对中国社会现象的两次精确分析和总结，让她感到“震撼”，觉得上了人生从没有的课。这种有效的双向交流和相互影响，在两代人之间，尤其是在中国家庭中不常见。很多父母只向孩子灌输他们的观点，而对孩子的想法和思考极少倾听，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欲望了解孩子这个独立的个体，甚至觉得孩子提出不一样的想法便是对父母权威的挑战。这种不正常的单向沟通，对孩子的身心和思维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因为如此，孩子就没有多少机会真正去“表达自己”。
相比之下龙应台的这种双向交流意识和做法，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沟通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母子间还隔着巨大的中西方文化差异。然而她能意识到“恐怕每一代年轻人都比他们
龙应台的家庭教育理念-精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