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
2、董仲舒有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依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
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
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
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
《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
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 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
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
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
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马勇, 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 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梁启超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
3、汉代是否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如在天文学方面，有洛下闳（约与司马迁同时），众所周知的贾逵（30－101年）、张衡（78－139年）外、刘洪（约129－210年）。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 阐明“浑天说”， 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
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著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
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
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
总之，在汉武帝及其以后的汉代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包括神仙方术在内的异端邪说，还是重在实用的各种学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很多领域，成就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一史实表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从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看，汉代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后代联绵不断充满血腥的“文字狱”。
（参见宋定国著《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