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寿和《三国志》
陈寿所撰写《三国志》的内容起于东汉灵帝光合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这其中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的史事，与《后汉书》在内容上也颇有交叉。《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精品。《三国志》共六十五卷，为东晋陈寿所著，其中有《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和《吴书》二十卷。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少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为师，学习经史典籍，后出任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由于不趋附于权臣黄皓，因此并不得志。蜀亡后，赋闲在家，后经晋司空张华举荐，才得以出任佐著郎一职。晋灭吴后，天下一统，陈寿十年四十八岁，开始整理三国史事。陈寿在编撰体例上，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史事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
当《三国志》成稿之时，晋司空张华看后，大加推崇，欲以修《晋书》相托，不少学者服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我们今天看到《三国志》的时候，也不得不佩服陈寿的史才，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达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陈寿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故国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因此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必须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司马氏是取代为国而建晋，曹魏必须是正统，但又不能对曹魏又不能太过肯定，否则也会引起晋帝及群臣的不满。所以无论是在蜀国，还是转为晋臣，陈寿始终摆脱不了遭人诬陷的命运，所以
也造成了他写史书的压力。因此，不管是史料相对充足的《魏书》、《吴书》，还是史料匮乏的《蜀书》，陈寿只能删削较多，简约有余，以至典章制度大体阙如，造成重大的遗憾。所以在他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势在必行。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述简洁，在分叙蜀、魏、吴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在陈寿的笔下，人物气质高低、品格风貌、形势发展，力量对比都写得淋漓尽致，精彩凝练，这让读者读来并无冗杂之感，并且一字一句，极有斤两，但是由于缺乏史料，使得很多史实无法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曹操在许都实行屯田是确立曹魏霸业的战略举措，而这并没有在《三国志》中有详实的记载，三国时期的大发明家马钧的事迹也同样没有在《三国志》中记载。因而，在刘宋元嘉元年（429年），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出身士族，为人清正，十分厌恶东汉以来世立私碑，虚自标榜的陋习，力图通过著史予以纠正。他曾参与编修《晋纪》、《宋元嘉起居注》，具有较高的史学功底，裴松之注《三国志》，以补阙、备异、正误、论辩为主旨，开新注风气之先。所谓补阙是指，通过大量三国传世文献中的记述，补充重大史实与人物的事迹。备异是将于陈寿记录不同而又难辨真伪的内容，录以存疑，如陈书以为张邈死于投奔袁术的路上，《献帝春秋》却说张邈曾面劝袁术上尊号。孰是孰非，裴注录以俟考。所谓正误，即综合各种说法，订正陈书错误。如陈寿讲官渡之战时，曹操是以不足万人之兵，击溃袁绍十余万大军，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而裴注却认为曹操曾受降黄巾军三十万；官渡之战战线长，曹操分兵抵御绝不会只派数千
人；而钟繇将二千余匹战马送上前线，也不是本纪所说的六百余匹；《荀彧传》说曹操拥兵十万，所以不大可能只派不足万人去打这关键之役。裴注认为双方兵力应该大体相当，曹军略少而已。所谓论辩是对陈寿与其他史家的优劣作出评判。同时，也是对三国的人或事加以评论。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戒子侄书全文收录。而陈寿这种旨趣也为时人所称赞，认为他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陈寿的“有益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利”、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更着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罢了。陈寿的史论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名教，这有长久的历史根源。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这种思想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来说明晋代之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传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10篇；《古国志》50篇，被誉为“品藻典雅”；又编定诸葛亮言论行事为《诸葛氏集》24篇，凡14000字，但是这些都亡佚了。在《华阳国志·后贤志》中记载陈寿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成就至关重要。情人李慈铭评论陈寿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
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以三史相较，大抵如是。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典志，这个缺憾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其史料价值也是十分宝贵的，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的深远。
【参考文献】：
[1] 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三月出版 [2] 吕祖谦编，三国志详节，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7年9月第一版
[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4年11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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