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矛盾人格的文化成因
雷俊丽
【摘 要】摘要：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生，在为官与隐逸之间摇摆不定，痛苦挣扎，根源在于其人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表现为其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冲突，仕进之心与归隐之念的反复。陶渊明矛盾人格的形成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一是陶渊明具有传统士大夫人格发展的局限性，二是陶渊明无力调和儒道这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
【期刊名称】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17)002 【总页数】4
【关键词】陶渊明；矛盾人格；文化成因 [中国文学研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创了田园诗的先河，在文学史上堪称一座丰碑。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可谓是几仕几隐，大体上呈现出仕与归隐，然后再出仕与再归隐的循环状态。萧统称赞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道，“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萧统和苏轼都指出了陶渊明欲仕欲隐的真实状态。此外，无论是“语时事”“欲仕则仕”还是“论怀抱”“欲隐则隐”，都体现了陶渊明不同人格层次中的两种不同层面，而这两种人格层面又是矛盾的。
一、陶渊明矛盾人格的具体表现
（一）理想人格与现实行为的矛盾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塑造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时，形成了符合现实标准的儒家理想人格标准，具体表现为内圣外王、君子、成人、圣贤、豪杰和大丈夫等。
内圣外王是儒家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内圣是就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而言的，外王则是就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与作用而言的。具体说来，内圣外王首先要求士大夫修身立德，效仿尧舜，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行为准则，具有良好的道德文化修养，使自己的行为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就鼓励士大夫积极参与时政，用自己所学的儒家学说干预政治，实现兼济天下，安邦兴国的抱负。
陶渊明出身于东晋的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族，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耳濡目染，内心深处接受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接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陶渊明对他儿子的期望可以看出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接受。他在《命子》《责子》和《与子俨等疏》等篇目中写道：“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1]这表明，他希望儿子们发奋读书，温恭谦和，谨遵兄悌弟义，而这些都是儒家教育士大夫的重要内容。陶渊明用这些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第二，陶渊明身体力行地实践儒家理想人格。从陶渊明诗歌中的“潜弱冠薄宦”“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或大济于苍生”等都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
渴望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在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也是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要求自己的。他积极进入官场，施展抱负。《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以亲老家贫，起为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嬴疾”。清代丁宴《晋陶靖节年谱》记载陶渊明做官依据，认为陶渊明在隆安四年庚子到隆安五年辛丑之间担任镇军参军，在义熙元年乙巳和义熙二年丙午之间担任建威将军参军。《南史》中记载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可以看出，陶渊明早年曾积极入仕，分别担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官职。然而，当他真正进入官场，才发现儒家倡导的理想入仕生活与现实中经历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与落差的。因此，他在在进入仕途后不久就辞职了。
陶渊明辞职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社会政治黑暗，无法施展抱负。“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建树，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自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呢，官以贿迁。”东晋后期，司马道子专权，朝政腐败，任用奸佞，排挤有识之士，让陶渊明发出“大道既已丧”的感慨。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陶渊明意识到建功立业、安邦兴国无望，所以决心辞职；第二，为了躲避政治动乱，保全自身。担任镇军参军期间，陶渊明看到桓玄的不臣之心，他害怕陷入其中不能脱身。为了躲过这场政治动乱，恰逢母亲病逝，陶渊明便立即离开了桓玄幕府；第三，厌倦官场纷争，喜好自然纯真。在担任建威参军时，他看到同僚之间的相互倾扎，厌倦了官场纷争，加上本性热爱自然就解职而去；第四，个性直率，不屈志节很难适应官场的生活。据《宋书·隐逸传》记载，“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
论陶渊明矛盾人格的文化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