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2.05.010
2012年第5期第33卷
Northwestpopulation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及其社会心态分析
向安强，蒲静楠，左晓丽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510642）
摘要：“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弱势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管理的真空地带，遭遇社会排斥而被边
缘化，面临政治权力缺失、社会保障缺乏、子女教育困难等系列问题，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发展。从“代耕农”对流入地适应、土地征收、户籍、子女教育、婚姻等问题的社会心态入手，反映珠三角“代耕农”心态和行为。呼吁政府介入，社会关注，改变“代耕农”群体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水平，积极引导“代耕农”健康发展。关键词：代耕农；社会心态；农业流动人口；珠三角；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2）05-0069-06
收稿日期：2012-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学课题《珠三角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代耕农”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BRk006）。
作者简介：向安强，男，湖南常德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科技与社会。
引言
在珠江三角洲，有一种特殊的农业流动人口，他们是放弃户籍所在地耕地，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耕种的外地农民———“代耕农”群体。他们远离家乡到珠三角农村采用传统的农业用具和种植方式替人耕种土地，盲目无序地流转、棚居于城镇边缘的田间地头，其生存状况甚至比农民工更差。“代耕农”目前处于社会管理的真空地带，遭遇流入地的社会排斥而被边缘化，面临政治权力缺失、社会保障缺乏、子女教育困难等系列问题，并影响珠三角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如何加大对代耕农群体的关注度，改善其生存状况，解决其问题和困难，关心其社会心态，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和学界应该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1-4]基础上，以广州花都的实地调查为主，从“代耕农”对流入地适应、土地问题、户籍、子女教育、婚姻等社会心态问题入手，真实反映珠三角“代耕农”的心态状况和行为模式。呼吁社会关注，政府介入，改变“代耕农”群体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水平，积极引导“代耕农”健康发展。
一.珠三角“代耕农”基本状况（一）“代耕农”产生的时代背景
民纷纷“洗脚上田”，离乡离土，或留乡离土，转投他业。导致大片粮田丢荒弃耕，为了减轻国家公购粮的任务压力，各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通过各种关系，联系本省或邻省边远地区农民来代耕农田。为打消外地农民对“代耕”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承诺将解决“代耕农”的户口问题。由于有“入户政策”保证，大批外地农民先后来到深圳、广州、珠海、东莞、佛山和中山等地耕种土地，这些“离乡不离土”的外地农民就成为珠三角地区的特殊群体———“代耕农”[3]。
（二）“代耕农”部落简况
“代耕农”部落现遍布珠三角地区的城乡结合部，这里选择本文讨论分析将要重点涉及的几处予以呈现。
1.广州花都联安村“代耕农”部落
（1）联安村基本情况。联安村位于广州市花都
区花东镇，面积约17.7平方公里，下辖2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300多人，是花东镇以北较为偏远的村落。联安村共有10多个无公害蔬菜种植场，拥有小型的村级工业园。90年代末以前以水稻种植为主，现改为叶菜种植为主。
（2）联安村“代耕农”情况。1992年，联安村出国发展的人较多，且花都车辆拆装市场繁荣，本地人都选择弃农从商或外出，大量田地无人耕种导致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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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珠三角地区经济
建设突飞猛进，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促使许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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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土地抛荒，村委主动招请韶关、清远、梅州等地农民到联安村代耕。联安村约有“代耕农”400多人，多是主动招请过来的，部分系亲戚老乡介绍过来的。当地村民称其为“帮耕户”。早期（90年代初）“代耕农”都与村委签订永久迁居落户合同书，住所由村委负责，居住当地村民旧屋或搭建草棚屋，村委承诺提供每户五分住宅基地及农用工具，而“代耕农”则要承担交纳公粮的任务。自1992年联安村出现第一批“代耕农”后，英德、梅州等地的农民相继来到联安村，1994年出现高潮，1996—1999年达到兴盛。
（3）“代耕农”的演变。联安村是“代耕农”转型的典型案例。为实现土地的集约化，2003—2004年联安村将代耕地收回整合以每亩每年700元的价格统租给菜场，合同期5年，到期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地租金进行调整。以前种植粮食的土地改种植蔬菜，早期“代耕农”不熟悉种植蔬菜方法并失去耕地，只能选择谋求生计，由传统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而得到耕地的菜场主则与后期“代耕农”合作，菜场主将耕地分租给“代耕农”，“代耕农”种植的蔬菜由菜场主统一收购。
2.中山市坦洲镇“代耕农”部落
（1）坦洲镇基本情况。坦洲镇位于中山市南端，毗邻珠海经济特区，面积136平方公里，下辖7个村
民委员会和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户籍人口6.53万多人，非户籍人口7.26万人；有耕地44852亩，山地
2.8万亩。
（2）坦洲镇“代耕农”情况。自1981年始，有大量“代耕农”到坦洲从事农业生产。据统计，从1982-1992年，共8000余“代耕农”迁居坦洲，分别来自高
要、紫金、云浮、罗定、五华等地。从“代耕农”进入坦洲的时间统计，1985年底前为700人；1986—1989年为2300人；1989—1992年最多，为5000人。之后通过老乡介绍、亲戚“助耕”等流入方式，“代耕农”队伍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直至2003年，中山市内要求以外来“代耕农”身份解决相关问题的外来农民约有5000多户，近2万人。截止2003年底，坦洲镇“代耕农”已入户人数为327人（入户时间均为
1984年），占“代耕农”总数的4%，96%的“代耕农”
不能入户，入户问题是中山坦洲镇“代耕农”群体比较突出的问题[5]。
3.惠州博罗县铁场村“代耕农”部落
（1）铁场村基本情况。铁场村现有人口6345人，共1514户，劳动力为3739人，耕地面积9000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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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人均耕地面积在1.5亩左右。多数村民收入构成分为三部分：占较大比重的为非农收人，多数或开店、开摩的，或外出打工；来自于出租田地的租金收人，毎亩700-800元，即每人每年能收入700-800元；集体收人，村社分红，中等水平的村子每人每年
200元。
（2）铁场村“代耕农”情况。铁场村大概有“代耕农”200多户，多数来自广西横县、柳州、贵港等地。以中年为主，30-45岁间占80%，45-60岁间占19%，其他占1%。代耕规模为每户8-10亩，租金为500元/亩·年，以口头约定为主，基本没有签订正式
的代耕合同，没有约定期限，默认为一年，主要种植甜玉米、冬瓜、叶菜、瓜豆等蔬菜[6]。
4.深圳市上合村“代耕农”部落
20世纪80年代，原宝安县上合村年青大批去
了香港，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当时宝安县到信宜、惠东、陆丰、阳春、高州等5个县找外地农民前来代耕。如今，信宜等地的“代耕农”已经全部撤出，只剩下阳春籍的“代耕农”及后代共33户200多人。1991年，代耕合同到期，阳春籍“代耕农”在领取补偿金后搬迁到坳背山，未再从事农耕。1995年，因其居住地涉及污染铁岗水库环境问题，经上合村同意，他们再次领取补偿金后搬迁到现在的尖岗山，并与上合村签订种植和管理果场的承包合同，合同于2000年11月20日到期。2001年1月，阳春籍“代耕农”又与原上合村第六生产队签订租地合同，此合同于2003年
12月31日到期。上合村“代耕农”的主要问题是土
地征收，住房如何合法化的问题[7]。
5.阳江市阳东赤坎村“代耕农”部落
20世纪90年代，“代耕农”来到阳东柳屋村，柳
屋一队与其签订耕田合同并承诺帮其落户，他们开始代耕生活。后因国家免除农业税，柳屋村小组向“代耕农”提出交租要求，“代耕农”则根据当年的合同，称不用交租。双方就此产生矛盾，关系日益恶化，甚至发生打斗。双方土地纠纷至今尚未解决，为稳定局势，阳东县公安局决定暂缓“代耕农”入户办理。对于村委突然变卦，“代耕农”表示：当初承诺给落户，就理应兑现。现因土地升值，村民反悔，坚决不同意“代耕农”入户，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效[8]。
（三）“代耕农”的历史与转型
1.“代耕农”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末，珠三角各地农村的第二、第
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计，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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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脚上田”到工厂工作，这现象直接导致了耕地丢荒，国家统购粮任务无法完成。为此，珠三角地区各地政府为完成国家统购粮任务，邀请外地农民到当地种田，部分地区以签订合同、承诺落户等优惠措施吸引外地农民过来种田，这些农民被当地人称为“代耕农”或者“帮耕户”。这种“代耕农”在珠三角地区约有10万人，而人数在逐年下降；在政府主导“代耕农”的潮流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外省农民，以及粤北、粤西等贫困地区的农民先后到珠三角各地区，与当地农民约定，由“代耕农”耕种承包人的土地，并由“代耕农”负责缴纳农业税、承担公购粮等义务。这部分“代耕农”的加入，使得珠三角地区“代耕农”数量急剧上升。这种“租耕农”也叫“代耕农”，在珠三角估计应有20-30万人[9]，而人数则在逐年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珠三角“代耕农”已有30年的发展历史，至2004年，代耕农的数量已约达75万人，占农村流动人口的9.46%[10]。
2.“代耕农”的转型
“代耕农”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一，早期“代耕农”逐渐融入当地生活。因代耕地被征收，此类“代耕农”已成功转业，不再以务农为业。
第二，“代耕农”从以种粮为主转变为以种菜为主。早期大都以种植粮食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至
21世纪初，种植蔬菜、水果的“代耕农”渐渐增多。晚
期“代耕农”以种菜为生，种菜收益较好。
第三，“代耕农”流动性增强。“代耕农”即使没有得到当地基层干部的招请和原籍村委的同意，也可自主地向有地可耕的地方流动。“代耕农”二次迁徙甚至多次迁徙的现象越来越多。“代耕农”为寻求生计，或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方迁徙代耕，或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在花都，菜场里的“代耕农”多不是第一次来珠三角代耕，此前曾先后在深圳、东莞、惠州等地代耕。每年3月广东天气不适合种植蔬菜，他们还会迁徙到北京、郑州等地代耕，待10月份左右才会再次回广东。
第四，“代耕农”需交纳代耕地租金。以前，“代耕农”只需完成公粮交纳任务，保证耕地不丢荒闲置即可；但在珠海西区，“代耕农”需交纳象征性的“代耕费”，每年每亩20-100元不等。现在，“代耕农”代耕必须向农户或村委支付租金，且价格迅速提升。佛山地区的代耕地租金从每年300元/亩上调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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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00-1000元/亩不等[11]，广州地区的地租则约为
800-1500元/亩[12]。
（四）“代耕农”发展新趋势
首先，“代耕农”规模越来越大。“代耕农”起初以3亩、5亩的代耕规模生产，不利于规模化发展。近年，“代耕农”代耕亩数越来越多且出现集约化现象，代耕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的情况已不鲜见。
其次，“代耕农”与菜场合作耕种。以前“代耕农”一般代耕3-5亩田地，近年村委集中村里土地统租给菜场。菜场再与“代耕农”合作。菜场主为“代耕农”提供住宿、菜种、农药等，“代耕农”种植的蔬菜由菜场统一收购。广州花都的菜场基本都是此类模式，菜场主一般来自梅州，所雇用的“代耕农”多来自贵州、四川、重庆等地。“代耕农”的流动比较自由[13]。
二、珠三角“代耕农”社会心态分析
（一）“代耕农”对流入地生活适应度的心态分析如果说农民工还有意愿及行动去争取融入当地主流，那么“代耕农”则是完全放弃进入非农产业的机会。“代耕农”进入代耕地，却在城市边缘徘徊，一旦城市结构扩张，他们也随着边缘的外迁而进一步外迁。对于社会的不稳定，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适应代耕地生活对“代耕农”来说是困难的，他们没有途径和时间去适应；现时的城镇生活让其感到陌生[14]。
1.以花都“代耕农”为例
在花都菜场代耕的农民大多来自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他们虽生活在城镇，却过着农村生活，与城镇不相容。一位30多岁的重庆男性“代耕农”表示，他1994年到广东打工，因工资低且不适应城市生活，经老乡介绍来花都种菜，他觉得自己田间劳作更适合自己，种菜比打工强，有利润且比较自由。“代耕农”觉得当地人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们，自己不具备在城镇谋生的技能，回到田间觉得安稳且可以养家糊口。“代耕农”对当地娱乐生活的参与度极低，普遍表示没时间也没精力去享受，空闲对其是奢侈，娱乐对其不实际，他们虽生活在城镇却过着单调的农耕生活。
2.以阳东赤坎村“代耕农”为例
赤坎村“代耕农”在当地已生活十几年，但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跨越。当地人用上自来水时，他们还在挖井取水；当地人用上电器时，他们还在点煤油灯。2008年前，任何电器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就连看电视这样最普通娱乐都是一种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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