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第二性》：波伏娃的“模糊性”
作者：昝朦
来源：《法国研究》 2018年第2期
昝朦
【摘要】本文以波伏娃的哲学关键词“模糊性的道德”对其女性主义奠基文本《第二性》进行重读，以期找到波伏娃思想中的“总问题”，即回到存在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女性处境和解决女性问题。主流化阅读只是看到了波伏娃的结论即整个人类史就是女性贬值史，却没有看到她真正关切的问题是模糊性。
[Résumé]La morale de l’ambigu?té est notre mot clé qui vient de Simone de Beauvoir. Une relecture du Deuxième Sexe nous amènerait à retrouver
la ??problématique globale?? dans la pensée de Beauvoir, autrement dit, le retour dans le contexte de l’existentialisme pour l’analyse de la situation de la femme et sa résolution. La lecture conventionnelle fait l’impasse sur sa question
essentielle qui est l’ambigu?té pour ne voir que le c?té dévalorisant de la femme dans l’histoire humaine.
【关键词】波伏娃 第二性 处境 模糊性 自由
一、重访《第二性》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就被机械地认为是一种在二元对立分析框架下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文化解读而已，这几乎给人造成了女性主义理论只关心自身受压迫而时刻想争夺文化霸权的错觉。以至于与波伏娃同时代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情绪化地表达了他对波伏娃的反感：“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娃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①［波］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辞典》,西川等译。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3页。]①
虽然这种私人偏见是站不住脚的，但从他的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波伏娃对于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女性主义内部和外部），但随之而来的误读由于《第二性》的畅销在不断加深；其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讨论的女性问题（如女性自由等）对于女性解放被质疑为无关紧要的，甚至在逻辑上是反动的。特别是当波伏娃只是被理解为通过追逐个体自由来实现男女平等而不是从她思考女性处境问题的深层逻辑来加以考察时，那么她就可能被误解为自由主义概念下的男女平等。
从表面上看，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确强调了女性自由的重要性，但她的自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在波伏娃之前，被当作理论对象的女性问题业已存在，但那些都只是围绕反对父权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而展开的讨论。然而，波伏娃要解决的问题，远非单纯地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直身处自由主义女权已经揭示过的父权社会。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一种理论和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 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49页。]波伏娃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界限，所以她在《第二性》中反复申明她关于女性自由的问题型（problematic）是伦理意义上的，即在存在主义理论框架中讨论女性的处境问题。她认为，女性问题始终是一个男人问题，并且作为女性史书写者的男性根本无法解决这
个问题。男性这种“球员兼裁判”的位置本身就说明存在的模糊性，进而说明价值世界中道德的模糊性。
从理论逻辑上讲，波伏娃以存在的‘模糊性’为起点思考女性问题本身就是一次理论革命，她利用女性的“自由”（freedom）、“处境”(situation)、“肉身具现”(embodiment)等概念标示出并且跳脱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框架，使我们能够在女性问题中看到“以前根本看不到的‘新的方面’”。[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181页。]波伏娃的目的不是为了重蹈覆辙或者重新提出一个本质永恒的理论，而是为了研究人类生活经验的阴性变量。至此，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想要揭橥的便成了这个问题——个体女性在价值世界中面对道德的模糊性来如何拥有自由的行动空间？毫无疑问，根据以往的问题框架必然会激发出一种思想幻境——这毫无疑问的是反对父权意识形态的，但如果我们要“科学的讨论”由存在主义问题框架呈现出的理论地域，那么就更应该回到理论文本一探究竟。
主流化阅读产生的误解是因为不承认波伏娃的伦理兴趣以及这些伦理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倾向。但吊诡的是，尽管波伏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为人所知，且在当时错位的社会现实多重语境中，搭乘的也是萨特等人存在主义之风，但在戴锦华看来，其“女性主义作为新的、抗衡的思想资源的意义”也“远未获得真实的显现”。[ 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载《书屋》2007年第10期，39页。]正是因为不同语境的人们对《第二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那么重回存在主义视角来解读《第二性》就显得格外必要了。
二、《第二性》与《模糊性的道德》
波伏娃在《第二性》并未把女人直接定义为他者，只是用“女人是他者”的话语来描述女人作为整体在父权社会中的“处境”。在《第二性》第一卷中，波伏娃呈现了一些由生物学、精神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文学所刻画的女性刻板印象。但是，这并非是她自己针对女性地位解释的基础，而是她批判质询的铺垫——她不是为了要给这些文化范式加入新的解释，也不是让自己的分析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而是把女性气质(feminine)看作一种可变更的处境来质疑这
些形成性别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体现了道德的模糊性和行为的二律背反。
事实上，在写《第二性》之前，波伏娃于1946年末至1947年初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已经论述过自己的存在主义伦理观，之后这些论文被集中收录于其《模糊性的道德》（The Ethics of Ambiguity）一书中。张新木认为，这本书既反映了波伏娃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又体现了她自己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作了深刻的探讨”，并从“美学、自由、行动和时间等角度分别阐述了其模糊性的特性和表现，最后提出要建立一种模糊性的道德。”[ 张新木：《波伏瓦及其存在的模糊性》，载《法国研究》2009年第04期，75页。]然而，早在1945年，梅洛-庞蒂就对波伏娃的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做了积极评价，认为她在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本真的道德，就是不拒绝我们自身的模糊性。波伏娃于同年对于梅洛-庞蒂《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的回复——认为他对于身体（lived body）的现象学描述消除了主客体的对立，便成了《模糊性的道德》一书真正的理论基石。[ Monika, Langer. “Beauvoir and Merleau-Ponty on
Ambiguit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7.]也就是说，要发展一种真正的伦理就需要以身体现象学对于主客体的理解作为出发点。毫无疑问，波伏娃的思想有其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受萨特直接影响就有待商榷了。至少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可以发现，波伏娃式自由与萨特式自由有很大区别，前者更强调与他者共存（Mitsein）的关系；并且我们在《第二性》中可以发现一个萨特并无好感的、梅洛庞蒂式的概念即“肉身具现”。
更加确定的是，波伏娃在书中已经表明写《模糊性的道德》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回应人们对萨特式存在主义的指摘。在她看来，存在主义不是利己的和虚无的，而是承认与他人共在并“愿意让他人自由”。[ ［法］西蒙娜?波伏娃：《模糊性的道德》，张新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68页。]波伏娃还指出，存在于世界的价值是模糊的的说法与认为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意义的说法完全是两码事。存在主义承认这个世界就是价值世界，只不过意义不是先在的而是现在的，不是同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意义只取决于我们在此世凭借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所做出的选择行为，所以每个人有责任去寻、去揭示在世界中寻得的意义。
由此可见，波伏娃的《第二性》可以看作是理解现象学最好的作品，因为她从性别视角思考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并且赋予这种关系以伦理意义。她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女性命运的问题”，通过分析女性整体的处境给予个体女性高度的关注，并“把女人放在价值世界中，给予女人的行为以自由的维度。”[ ［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I:事实与神话》，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73页。]可以说，波伏娃的存在主义伦理观即道德的模糊性，发轫于《模糊性的道德》，应用并成熟于《第二性》。那么，我们通过前者的精神基底对后者进行症候式阅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这也是波伏娃研究哲学的方法及其非系统的哲学文本所给予我们的开放性。
三、《第二性》中的“模糊性”
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区分了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荒诞的，一种是模糊的——前者拒绝任何道德，正如虚无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后者“说生存是模糊的，就是指出它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其意义应该不断的自我丰富”（波伏娃,2013:122）。存在主义把‘人’定义为一种‘介入的自由’，并把‘生存’视为一种‘否定性的运动’，所以“揭示自由”在波伏娃那里就意味着“从存在走向生存的过渡；我的自由所指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存在那总是缺失的深度来征服生存” （波伏娃,2013:26）。那么作为一个远离自身、需要让自己的存在去存在的生灵要拯救自己的生存，“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的原始自发性应该提高到道德自由的高度，通过揭示一个特别的内容，把自己作为最终目标”（波伏娃,2013: 28）。因为在伏娃看来，“如今的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受到其生存状况的反常”（波伏娃,2013:5）。特别是当人们在一个无面孔的都市荒漠之中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行动的二律背反，
“即任何一个行动在为人类谋利益的同时，又立刻变成对抗人类的行动。”（波伏娃,2013:93）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即使是“妇女解放事业”，也会“由于其拥护者的笨拙而失去影响”（波伏娃,2011:64）。就连女性主义本身，在波伏娃眼里，也“从来不是一个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部分是反映更深刻的社会悲剧的附加现象。”（波伏娃,2011:187）所以她在分析女性问题的时候，从人的在场势必牵涉到一个身体的位置出发，在《第二性》中阐明了只有存在主义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女人是他者这个问题，让人“明白性别的等级是怎样建立的”。（波伏娃,2011:87）
她在《第二性》卷一中描述了女性的普遍处境和特殊处境。普遍处境就是女人作为他者的处境，这就意味着“在两性之间不存在相互性的关系”并且“她对男人来说不再是一个同类”（波伏娃,2011:97），所以在任何领域都缺少机会。女人要么是超人类的抽象概念，要么是非人类的动物惰性，以至于个体女性的特殊处境在波伏娃这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女性身体是女人处境的根本因素，它虽然能让人理解女人，但无法构成女人固定不变的命运。（2）女人接受作为父权定义下的“真正的女人”开始，她与自身分裂的程度远比男人厉害，因为她作为“人的价值”和自身的“女性使命”是不相吻合的，甚至是相冲突的。（3）作为“历史现实”而存在的人类，复杂的女性问题一直被约减为其工作能力的问题，以至于女性只能以次要的方式关注她们自己的事业。
重访《第二性》：波伏娃的“模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