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天意”。他认为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他还为这种“天人感应”说提供了一个“天人同类”“天人相副”的理论依据。“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 人之阴气起， 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 其道一也。”
西汉董仲舒强调天与人以类相合，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关于天人合一的各种学说， 都力图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 以求天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这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核心是天道有为，人副天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取法于天：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为万物之祖。如他在《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天包容万类，对万物一视同仁，以日月风雨，阴阳寒暑化生和养育万物，生生不息，故天之仁德无穷。而人为万物之灵，万物以人为本，天生万物为人。如他在《人副天数》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因此，人只有取法于天，效法于天，才能达到德治、仁治。如他在《基义》说：“仁义制度之數，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於天。”
（2）天地人乃万物之大本：董仲舒在强调天人感应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并将人与天地立为万物之本。他在《春秋繁露·立元神》篇明确指出：“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在强调天的至高至大作用，天人感应的同时，又将人提高到与天、地“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的地位，可见其对“人”的尊重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同时，董仲舒还十分重视在“天、地、人”三者为本，三者合体之间的“秩序”和顺序于人生、社会、自然均是多么的重要，否则，将受到“自然之罚”。无论是天人之相应，还是天、地、人三本的关系，甚至是再加上阴阳、五行共“十端”，若不强调“秩序”和顺序，不强调“位”在量的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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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作用，均是不可以的。
（3）关于人之精、气、血、神：董仲舒发扬了汉代儒学“天道有为”的哲学理念，认为人的精神意志来源于天，乃天之所化，“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并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通国身》）积精即保持精气，人之有精神作用就是因为人有精气，精气是神的生理基础，故“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通国身》）。他认为：“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能致精，则合明而仁寿”（《通国身》）。他主张要“立元神”。“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他还认为人的精神情志等亦乃天之气所化。“天亦有喜怒哀乐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4）同类相动、同气相求：董仲舒以天人同构、同质、同类来证明天人合一，并以同类相助，同气相求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依据。他在《同类相动》篇中写道：“物固以类相召也??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难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董仲舒利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比如阴雨天气对人的某些疾病会有影响有反应；有些疾病易于夜间发作；人的情绪有时也受气候影响。这些均属于人的自然生理特点与自然界气候的关系，来证明“同类相召”，“天人感应”的理论。
另外，董仲舒还借助“气”的概念来说明同类相动。他在《人副天数》中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他认为天地阴阳万物和人都由气构成：“故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气而精，出入无形，而物莫不应，实之至也。君子法乎其所贵”（《循天之道》）。他认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於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天地阴阳》）气充满了整个宇宙，无处不在，无处不利，人生活在气中犹鱼生活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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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副天数：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的思想。他认为人不仅和天具有相同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就连人的体质，生理构造也是天的模式的复制品。他在《为人者天》中指出：“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董仲舒将“天”说成是人的曾祖父，人之所以类天乃是人与天有同构关系。他认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是“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举；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阳尊阴卑》）。
董仲舒在“天道有为”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将秦汉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潮—天人感应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使之系统化，存天道，灭人伦，对当时及后世的哲学思想、文化理念、政治人事、自然界等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儒家思想的承传树立了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董仲舒看来，天地自然与人与社会是两个同构的感应系统。如董仲舒说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三）崇阳思想
崇阳思想源于《周易》，乾卦为首卦，誉为天卦、父卦。乾卦六画均为阳爻，用以象天，以代表纯阳刚键之物。诚如《周易·说卦》言：“乾，健也”，“乾，为天，为君，为父”；《易·乾卦象》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认为乾元乃自然界万物赖以资始的动力，此元一动，则天地日月万物皆动，且是永恒的运动，这种运动贯穿于事物的始终，影响着事物的发生与发展。
董仲舒的《阳尊阴卑》中说：“天之大数毕於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反，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民世世传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则见天数之所始；见天数之所始，则知贵贱逆顺所在；知贵贱逆顺所在，则天地之情著，圣人之实出矣。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长养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阳气出於东北，入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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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始终；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阴不得达之义。”该段原文主要讲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从“天之大数”来讲，由于“天”的至高无上，至善尽美，而在天与地的属性表象中，则天为阳，地为阴，故凡出于（天）阳者皆贵，而出于（地）阴者，则也是（天）阳的功能延伸，而阴并不任事，于是就形成阳尊阴卑的观念。董仲舒从天之大数为十谈到自然规律，认为自然之数以十为旬（周遍之意），到了十就又要循环，所以连人的孕育怀胎也符合天之数，而十个月就成熟分娩，一年四季的作物也是一岁一枯荣，这一岁一枯荣，也是阳气由生到盛，到衰到休的过程所致，所以人类与物类均赖阳气而生、而成；故应以阳为贵。二是既然自然界的本性就是这样规定和安排的贵阳贱阴，那么在人事社会中也理所当然的应按这种规律办事。所以“知贵贱”顺逆所在，则天地之情著，圣人之宝出矣。圣人治理人事、政治、社会也按“天”之尊阳卑阴办事的话，那是圣人找到了法宝。就拿平时我们用数来计算时日的话，也是根据白天来计算，而不按黑夜来计算，计算年岁也如此，这些都说明了尊阳卑阴的道理。他又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故阳，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於下，远去之，弗使得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该段原文以阴阳属性的“规定性”为依据，论述了自然界中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得出天之贵阳而贱阴的结论，并按此结论为准则，认为人主（君王）也应与天看齐，按天之贵阳贱阴来治理政治和处理人事，才能达到“王道”之治，若不按天的这种贵阳贱阴观念去做，逆天而“任刑”不任德，就是“非王道”之治也。
董仲舒的“阳尊阴卑”的另一种含义就是阳为主，阴为从，阳为主，阴为助的思想。他在《天辨人在》中云：“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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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当阳之需要时，则阴可以随时给阳以帮助，当阳不需要时，阴则常置于空闲之处而不任事。这就是天的志向和基本态度。即阴不得单独主事，而只能是在阳需要时给予辅助而已。另外，无论在何时，阴阳的秩序均是不能更改和颠倒的，这也是阳尊而阴卑的特点。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均应该是这样：“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礼之尚右，非尚阴也，敬老阳而尊成功也。”（《天辨人在》）自然界的万物的生长衰亡皆随阳而为之序，人世间的万事的兴盛败亡也是随阳而变的。为什么人之君主要主南面，因那正是阳之正位啊！礼之尚右不是对“阴”的尊崇，而是敬重老阳和阴的成功的一种表现。“天辩人在”四个字的含义就是天的阴阳四季的分辨和序位，也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其主旨是人应该效法天。这也是汉儒“天道有为”的一种体现。
（四）上下阴阳说
阴阳字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或更早。如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晦月”、“阳日”等阴阳涵义的字词；西周时期的诗歌中，也有“阴阳“一词的多处记载，《诗经》言“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此处的“相其阴阳”，即站在山冈上，可观察方位之向日或背日，由此判断何方为阳，何方为阴；《说文》也对阴阳有所解释，其言“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白天因有日光照射而明，夜晚因无日光而暗。故阴阳的最初涵义非常朴素，仅指日光之向背，向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古代先哲试图用阴阳来分析和阐释一些难以理解或不能直接观察的事物复杂变化的机理。如伯阳父曾用阴阳来解释地震的形成，其言“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里用大地内部阴阳两种对立的物质势力运动的不协调来解释地震的成因。这种抽象的解释，说明此时的阴阳已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随着观察面的拓展，观察深度的加强，阴阳原始而朴素的概念得以逐渐引申和补充。古人通过取象比类法，将自然界和人体内的各种事物及其属性分归于阴阳，进而得出若干相关联又相对立的概念。至此，阴阳的概念不再特指日光之向背，而变为可概括宇宙中具有对立统一属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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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中医学-儒家对中医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