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我國经济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资源与环境的 双重约束，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发展理念，“绿色经济”这一 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同时，在2024年发布的“十三五”规 划中，在涉及发展问题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也处处体现出 “绿色”这一核心理念。绿色发展俨然成为现代经济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的首要发展理念与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式。 而面对以往环境与经济此消彼长的怪圈，绿色技术创新成 为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力手段和有效衔接者⑴。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同的作 用机制，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自然也有着差异化效果。因 此，如何通过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倒逼企业进行绿色 技术创新从而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产品的高技术质量，进 而推动我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由传统经济向绿 色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1文献综述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与不断恶化，我国早在 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作为最早将环境 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⑵，中国越来越重视 由过往高能耗与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自然与 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增长的绿色经济转型。鉴于环境污 染问题的外部性以及环境的公共品属性，环境污染问题很 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环境规制就成 为弥补市场失灵，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突破。但从长期来 看，想要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需要依靠技术进 步⑶，尤其是以绿色技术为导向的创新⑷。然而，目前我 国还有亟待解决的诸如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社会福利水平 偏低、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全实现等问题，这也意味着 我国在利用环境规制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也必
须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考量。同时，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 的动力，在当前中国难以继续承载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背景 下，亟需依靠创新驱动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在绿色及可 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历程中，环境规 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平衡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 两大关键要素。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 点，传统的新古典学派认为，环境规制手段会增加厂商的生 产成本，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o大量文献从静 态角度出发，强调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负面 影响，增加了企业的“遵循成本”，降低了厂商的生产率以及 竞争力回。而以Porter等⑺为代表的学者从动态角度出 发，认为环境规制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倒逼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并且使生产效率提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即 著名的“波特假说”，并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证实叫。此外，还 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并 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现象㈤。
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那 么，环境规制政策能否通过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 影响？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相关学者进行了探究。例如， 刘和旺和左文婷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毅军等将环境规制手 段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经济 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 决于环境规制类型。而在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 方面，一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并对创新驱动影响经济质 量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结论并不统一?。
不难发现，传统的文献研究重点关注环境规制政策、 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两两关系研究，而普遍忽视将其三者 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尤其未重视绿色技术创 新在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衔接作用。另 外，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已有文献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但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差异 分析仍需进一步细致研究。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的拓展工作如下：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不同类型 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纳入同一研究 框架，对三者之间的关联进行综合考量;其次，在变量选取 上，本文借鉴《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的 绿色专利分类方式，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环境材料、替 代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农业、绿色林业、循环利用、新能 源、绿色建筑、绿色管理”为关键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专利检索及分析服务平台上获取相关专利数据，对绿色技 术创新进行衡量。这一衡量方式与目前大多数文献所采 用专利数据对技术创新衡量相比，不仅体现了我国的技术 创新能力，也凸显了 “绿色”的相关概念;第三，在研究方 法上，构建动态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对不同类型环 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关系进 行实证检验，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环境规制、绿色技 术创新、绿色经济三者之间的中介传导效应进行识别。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