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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之争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
作者：魏祎
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11期
摘要：起于明正德十六年终于明嘉靖十七年，也即公元1521年至1539年这18年间围绕着嘉靖帝继统还是继嗣，及其与生身父母兴献王夫妇的关系，所爆发的朝廷君臣分为两派大礼议之争，不啻于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窃以为此一事件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其后的军机处设立等事件。本文将围绕这一事件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明代；大礼议；中枢政治 一、大礼议事件的核心问题
大礼议的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继统继嗣，核心是一个礼字。这个礼不是指简单的礼节、礼仪，更不是现代社会的礼貌，按《礼器》中所说：“忠信，礼之体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记》之中也说：“君臣上下父子非礼不定。”“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由此可看出，礼在古代中国不单是待人接物的礼节、礼仪更是为人处事的必要准则，亦是协调人际关系，使人各履其责、各安其位的必要保证，其地位有些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宪法。因此孔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
一五二七年四月戊申，嘉靖帝“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五月戌午，礼部尚书毛澄在请示首辅杨廷和后，以汉代的定陶王之议和宋代濮议为论据反对嘉靖帝的主张，他进言说：“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於义未当”。五月乙亥，毛澄再次上书称：“兴献王称号臣等前议皇上宜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实以宋儒程颐之说有可据也……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上宋英宗议濮王礼疏进览”。
而对此嘉靖帝的反应则是“命愽考前代典礼再会官详议务永至当以闻”。
七月壬子，进士张璁上书支持嘉靖帝的主张称：“廷议乃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後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 嘉靖帝得书大喜“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
七月甲子嘉靖帝在文华殿召集首辅杨廷和等称：“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其后杨廷和等人上疏称：“为人後者为之子既为人後则不得复顾其私亲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舜禹有天下而天子之号不以加诸瞽瞍与鲧舜禹岂不孝於其父母者盖天下万世之公议诚不可以一人之私情废也”。
大礼议之争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