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一， 全文综述
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 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 、“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 “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
古远。在士的起源问题上， 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
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 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 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社会阶
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 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 导致士阶层
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
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
也促成了
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 “四
民杂处” 社会的文字， 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 而必须以
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 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的身份由此
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 进入一种“士无定主”
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
“仕”。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
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 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 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 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 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 ，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 余先生认为，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
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迎来百家争鸣，
原本合一的道术被分裂， 这一过程就是四大古代文明都曾经历的所谓
“哲学的突
破”。人们对人类的处境和基本意义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认识。中国的诸子
百家也开始对传统的礼乐教化提出批判， 或至少在王官之学外有其突破。 以儒家而言，中国的“哲学的突破” 最为温和，因为诸子百家新的教义往往具有 “托古”的因素。余先生根据诸多古书中的记载和他人的论断综合得出结论， 指出中国这种“哲学的突破”的特点。
在“道”的中国特征上，余先生首先在古代文字中找出 “道统”观念的端倪，然后从诸子百家的文字中找出了关于 “道统” 的不同理解和阐释。 仁义是儒家之道，孟子亦指出“道尊于势” ，把坚持道作为一种尊严，而荀子又论“道”归之于“治”，主张用儒家之道垄断政治，但也保持了士当以道自任的看法。墨家的
墨子对于道的认知则是“尚同” ，着眼于道的实现。因而先秦诸子，最终都把道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用以安排人间的秩序，具有入世的性质特点。
此外，在君主礼贤上，余先生引用史料，分析事实，指出知识分子阶层的黄金时期中，他们敢议论批评国事， 低位身价居高， 甚至与统治者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关系；而后国君养贤的风气过去，但博士制度却被保留。在其后一段，余先生更引用多篇史料记载，研究了古代被养贤的“食客”的待遇与状况，其中很多是出身贫困、借做游士为机以图温饱，甚至仕宦。
总而言之，余先生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了士阶层的兴起渊源和发展变化， 其中引用大量他人观点或记述， 然后加以评论， 或肯定而加以补充和论证， 或否定而加以修正； 在论证环节， 引用大量史料和古籍， 从中寻找与士阶层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或间接的端倪， 把各类细节汇总， 得出了一个对于士阶层状态的整体刻绘。余先生主要得出结论，首先，士阶层的诞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其渊源；然后，由于社会动乱，士阶层从低级贵族扩大并转为高级庶民，并且拥有
了新的地位身份。 以士民阶层的确立为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真正出现， 他们脱离原有的阶层而属于一个新的特殊社会阶级； 其中不乏以图温饱的贫民和追求官宦名位者，他们积极努力辅助统治者治国， 并从而将道统等思想融合到政治中去，使道统充分发挥了其入世作用。
在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上，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统一在 “以批评政治
社会为职志”上，而他们的身份往往也具有俳优的成分，既在社会秩序之外，又
能置身其内， 以讽刺君主。 余先生指出来， 中国古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与俳优
有一些关系，引用司马迁之言， 可知当时的文史专家在帝王心目中也是可以加以
戏弄的。知识分子借这种方式说真话、讽刺朝政，而不至于遭到报复毁灭。这样
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东方朔、 枚皋、王琚等人以及各种演员为实例。 但是作为俳优
也难以完全免祸，有时知识分子甚至需要装疯卖傻，以狂自居，才能逃脱报复，
这又有萁子等人为例子。但是总体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是庄严的。
余先生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基本是脱离了中古宗教的世俗人物， 不遵守神学的权威；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继承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文化， 有一定宗教性成分， 但最终走向了“人道”的领域。他们直面了政治权威，意图以道统改变政统，于是便在“道”和“势”之间出现了冲突关系。引用多篇古文记载，表明了但是知识分子
对于君王贵族的身份——师友关系，称为“先生” ，以“议论”言责为任务。他们更以保持“道”的实现为己任，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不懈努力。余先生引用孔子关于“修身”的见解， “修己以安百姓”，即“修身”是实现“安百姓”的终极目的的必须条件，也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修身”的要求。荀子、朱子等儒学家也都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概念还属墨子先提出，老子、管子等诸子也都提及了修身，可见当时诸子百家认为修身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处境的意义重大。余先生分析孟子两篇 《知言养气》和《尽心》中的文字得出结论， 孟子强调养身，以个人修养维护“道”的尊严。但他又指出，随着养身成为认定士的标准，与俗利相关合流，就易流于虚伪，结果也证明如此，养身不再能作为保持“道”的保障。
在秦以后具体朝代中士阶层的不同表现和状态上， 余先生首先提出一个流行的看法，即把文化划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两部分。 在文中，他一定程度上也讨论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分化，且认为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
应该重点讨论大传统的影响。其中“雅言”即标准国语即是大传统。而中国的这个大传统是比较平民化的； 而小传统亦受到一定重视。 在大小传统上有很多文化内容作为实例： 如兴起与西汉的谶纬之学， 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待谶纬之学的兴衰，考察其如何进入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又如何衰落而转入民间①， ,, 《易纬》基本上属于孟、京《易》学派，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将《周易》的卦符比附于阴阳五行图式中的诸多观念， 使之占测灾祥和历史兴亡的功能更为齐备。 ②,, 作为一种小传统为始的谶纬之学， 最终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来自民间而又回归民间得以被保存， 良好地演示了一种小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中国人对于大、小传统之间的共同成长、 互为影响的关系早有自觉， 例如孔子便认为大传统源自民间，又要最终回归民间得到保存。 此外还有诸多古书记载的大、 小传统互相沟通行为，表现出了中国古代大小传统不相隔绝而保持相互联络的特点。 即使文化上的“春秋大一统” ，也不能靠集权实现，而需要教化缓慢改变，故而保持了各地小传统的生存。 汉代儒家的大传统在文化史上有两种意义： 一是由礼乐教化而移风易俗， 一是限制大一统时代的皇权。 而事实上， 汉代的大小传统文化交
流沟通尤其活泼， 文人对两种传统的文献都同样加以重视。 汉代的大传统主要是
儒教——汉代的儒教既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又发挥起“移风易俗”的作用，以建
立起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为任务。在古代礼制的废墟基础上，儒学创建，以“仁”
“礼”为核心通义，并以“修齐治平” 作为修为准则要求知识分子。 在这种任务、
责任和要求之下，中国的士阶层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修身、
提高自我，最终的根本目的是达成维护“道” 、治天下。汉代自史记中司马迁开
始提出“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的概念。司马迁赞同这种循吏，批判那种与
之相反的酷吏。 教化型的循吏既遵循法令保证地方行政运作， 又帮助君主宣传教
化，促进文化一统，在政治、文化上都有自身意义。 “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但他
们并未忽视法律的作用， ‘富而教之’的种种举措非但不与法律相排斥，而且是
他们维护法律制度的辅助手段； 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 所作所
为多超乎法律之外，决不能称之为‘法治’ 。,, 所谓‘富而教之’
，主要是指两
汉的循吏大多都比较关心百姓的疾苦， 爱惜民力，注意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兴修 水利，劝课农桑，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倡儒家的道德规范，兴办
学校、移风易俗。”③他们的诞生与汉武帝的正式提倡儒学有关，但也并非完全
汉廷政策的产品， 也有其独立的文化传统， 即士阶层的政统和道统。 余先生从史料记载中找出多个循吏的实例，如韩延寿等人。循吏对人民实行仁义教化， “先富而后教”，其中有些人并转换为“师”的身份，从而进行文化的传播。在此过
程中，也不强行以大传统取代小传统， 而只是禁除小传统中极端有害的部分， 对其他部分加以宽容。 就在这样的缓慢过程中， 循吏这类背负文化使命的人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文化的作用。
而东汉起，士族出现，不仅是人数增多、力量增强，更是士人的社会身份发
生了本质改变——从无根基的 “游士”变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 “士大夫”宗族，
开始具有更加强力的政治影响， 甚至对于王莽篡汉的失败起到一定影响。 余先生
从史书中摘举出很多历史上的实例， 以说明当时士族的存在和其势力之强大， 甚
至足以起兵自卫。
汉晋起，士大夫又开始具有新的共同自觉——“同志”一词开始普遍流行，同一认同集团里的士大夫对其领袖人物具有仰慕、推崇，大规模集会频繁可见。
而士族与平民开始不相往来沟通形成阶级分化之外， 更有地域分化、 上层下层分化，分化成为士族之间关系的新转变。而士人个体之中，个体自觉高度发展，士人开始崇尚名节之风，充分发挥个性、表现独特，注重自我容貌，珍视自我生命和精神；但名实不符者也自所难免。 而在思潮发展上， 士族中出现向往老庄道家的思想，希望研究宇宙万物最高原理，从而崇尚玄虚，而对儒学构成了反动。甚
至后来，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 儒家和道家相互激荡， 魏晋士风也发生重大演变。但在追求虚玄的同时， 士族毕竟也未真正完全放下俗世政务的关注， 修齐治平之理想仍在，俗世的名教崩坏的同时，入世的“道”也仍存。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 儒学也受其影响， 有其变化，如吸收了宗教伦理中的大乘博爱思想。而时至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士族的政治文化又经历着改变和发展。从宋初儒学的复兴，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到熙宁变法，士大夫阶层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 到转型期，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较熙宁变法时期开始发生变异，王安石变法也影响了诸多士大夫。
而至明清时期， 士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关系更加复杂， 由于学而仕的难度越来越大，“弃儒就贾”蔚成风气，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字取士，‘不务于德行’，完全成为‘利禄之途’ ；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大量的平民进入士人的行列， 造成了士人队伍的急剧膨胀， 越来越多的士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 使滞留在士人阶层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经商——士人一向看不起的勾当，反而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 ”④儒生和商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两个阵营的人开始可以互相流串， 士商合流也导致了价值观的调整， 士人亦开始为商人说话，商人背景的士人也成为一股重要势力。另外，新的价值观中，有“义利之辩”的“义利离”转化为“义利合” ，甚至还有肯定奢侈的思想出现，这些也都不得不说和士人和商人阶层的新关系有关。 而至清朝，士人如曾国藩又诞生了不再从容治学、 经典考证，而要求改变现状的心态和观点， 这些亦和当时国门开放、民族与社会逐渐陷入严重危机的政治时势不无关系。 此外，他关注素质教育、人文“通识”，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的教育仍能有所启示。
二， 研究方法分析
余先生在这篇著作中，极多旁征博引。
首先，在提出一个观点之前， 经常提出他人既有的观点或现今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一种看法，然后或是将其肯定、并加以详细论证和补充，或是加以否定、并说明原因和提出修正。 如在谈论士族起源的问题上， 先列出一种支持者众多的观点——“文士由武士蜕化而来” ，而后指出这种观点论证过程的矛盾和不妥之处，如将这种转化归因为孔门弟子的心境 “渐趋向于内心修养” 是不成立的， 从而对此观点加以驳斥。
而在自己提出和论证一个观点和看法时， 余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记载中的实例，并从中找出直接或间接证据， 对观点加以证明； 综合多个被确证的细节， 就能还原出一个较大的历史事实。如在论证“士是最低级贵族”的过程中，引用“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的孟子答问原文作为直接证据；而引用杜预注之言“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作为间接证据，证明了这一观点。
此外，余先生还引用了一些大的看法角度或研究方法， 如提及了将文明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并用这种角度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无论是引用他人的角度、 具体观点还是史料， 余先生的论证都大量依赖了他人的资料和结论，是在部分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分析。史料来源既有史记、左传等著名史书， 又有各地地方史料旧志。 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 旧志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 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史料，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资料。
三，引文出处
①李学勤《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 [A]. 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C] ②翁频《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p1 章节二、《易纬》之发展
③于振波《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p1 引言； p1 章节一、循吏与执法
④郭丽涛《科举制与士商合流》 p4
②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p1 章节一、旧志的史料价值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