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礼仪官员思想意识看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
关于明清时期专制皇权强化的表现，中学历史教科书只举明初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两个史实，其实，这只是皇权强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明清时期皇权能够得到空前的强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厚的基础。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官僚队伍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依赖对象。“君为臣纲”虽然在汉代已被确立为官僚的道德意识。但到明清时才发展到极致。明清两朝的君臣礼仪和官僚的思想意识直接反映了“君为臣纲”的强化。这不仅是观察皇权加强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理解明清社会的切入点。
一、皇权强化在官僚礼仪、思想中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元处不在，并成为一种习俗性的社会约束力量。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礼仪制度尤其严格，等级森严、不可僭越，体现着尊卑贵贱。中国古代的君臣礼仪，有一个逐渐“尊君卑臣”的发展过程，至明清发展到极致，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向君行礼，君要适当的还礼，以显示尊重。“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在秦汉时期仍流行，直至唐、五代时期，大臣上殿面君，仍可列座于殿上。史书记载：“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
宋代是君臣礼仪变化的转折点。赵匡胤做皇帝后，宰相范质等人仍按前代礼节坐着奏事，赵匡胤说：“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等范质进呈御览后归座，发现座位已被宦官撤走，从此以后宋代大臣只能站着奏事。元朝入主中原，将少数民族的落后习俗带入，大臣奏事时需“跪伏”。明朝建立后，号称“革胡元之弊”的朱元璋却沿袭了元代这一制度，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除奏事外，皇帝发布谕旨，百官也要跪听。皇帝赏赐大臣，受赏大臣更要“于御前跪受”。跪礼随之成为明代臣对君的基本礼节。不过，在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大臣仍可站立，有些年高的执政大臣如大学士等，有时还有“便殿赐座”的待遇。至清代，这种『青况几乎见不到了。在御门听政时，朝廷重臣们跪在乾清门外，“动辄逾刻”，有时甚至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乾隆五年冬天，乾隆帝忽发恻隐之心，“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以昭优礼至意”，。数九寒天，赏给年老大臣一个毡垫跪着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在便殿召见时，大臣也要跪奏，只是在御榻前专为军机大臣们设立毡垫，俗称“军机垫子”。侍郎以下则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能跪在硬地上。长久地跪地奏事，对大臣、尤其是年老大臣的身体是一种考验。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已经年逾七旬，一次奏事养心殿，因跪地时间较长，起身后腿部麻木，不慎“误踏衣袂仆倒”。他本来身体就肥胖，加之御座高耸，竟然一下摔死在乾隆脚下，酿成惨剧。从
秦汉时的三公“坐而论道”，到清代视赏赐毡垫为莫大恩典，官僚的尊严一落千丈。
君臣礼仪如此，君对臣的称谓和臣下的自称，也体现了官僚地位的日益低下。先秦时期，国君为表示对一些大臣的尊敬，往往称字而不称名。即《礼记》所谓“国君不名卿老”。对一些地位特殊的大臣，还有一些彰显荣宠的尊称，如西周时期，周武王尊称姜尚为“尚父”，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秦汉以降，这一习惯延续了很久，如汉高祖曾公开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即张良的字。南朝时期，梁武帝在一次宴会中，多次直呼吏部尚书蔡撙之名，蔡撙都敢不搭理他，直至梁武帝改口叫“蔡尚书”，蔡撙方才应答，并毫不客气的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下不了台。可见这一时期，皇帝对重臣直呼其名，是被视为失礼的。在唐代，唐太宗对大臣封德彝(伦)、高士廉(俭)、颜师古(?Q)等人都称字而不叫名，这几个人于是便以字为名，真名反倒渐渐被人遗忘了。宋代以后，这一情形开始转变。至明代，大凡正式场合、官方文书，皇帝对臣下一般均直呼其名。不过，明代对某些大臣还有一些尊敬称呼，如明宪宗等称大学士为“先生”，明神宗也曾尊称张居正为“元辅”。但这一称呼已经限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且与大臣的威望及君主的喜好有关。如熹宗时期，熹宗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名，动辄称“朕与厂臣”，而当时的大学士却无人能享受这一
待遇。清朝建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从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或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对宰辅大学士等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臣下的自称也越来越谦卑，达到极致。在清代，不管是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官显宦，还是亲王、郡王等皇室贵胄，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朝鲜使臣曾记载了这一状况，“和?|、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从尊臣下为“尚父”、称字而不名，到直呼其名或以“尔”“汝”代之，从拒绝答应君主直呼其名，到自称奴才，君臣地位变化越来越大。
明清时代，君主礼敬大臣的事越来越少，羞辱大臣的事却越来越多。先秦时期，君主如有事请教年逾九旬的高龄大臣，需要“就其室，以珍从”。此外，还有尊老、尊师之礼，如西汉成帝的授业师张禹病重时，成帝“亲拜禹床下”。至唐代尊老之礼尚存。宋代以后，天子礼敬大臣之事越来越少。至明清时期，几乎不见。与此同时，皇帝折辱臣下之事却屡见不鲜。洪武时期，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万余言，朱元璋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余字，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再命^诵读，发现茹太素所言颇有道理，“得其可行者四”。明代对朝臣惯行廷杖。往往是皇帝一怒之下，朝堂之上棍棒相加，被打之人血肉横飞，非死即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荡然无存。武宗、世宗时期，许多大臣因劝谏南巡、大礼议而遭
受廷杖，受杖之人达数十、上百人之多。在清代，皇帝折辱大臣之事也时有发生。清朝初年，清政府通过“奏销案”“通海案”“哭庙案”等，打击江南士大夫。在“奏销案”中，探花叶方霭仅欠一文钱，就被革去职务，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雍正年间，翰林院侍讲钱明世与年羹尧交往甚密，曾做诗称颂年羹尧，并“以平藏之功，归美年羹尧”，雍正帝大为恼火，将其革职、发还原籍，并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地方官制造牌匾，悬挂于钱明世大门上。又如清代名臣张廷玉，是康雍两朝名臣，到乾隆初年，因陪祀太庙之事惹烦乾隆帝，年轻的乾隆帝不断训斥这位老臣，最后致使他凄凉离世。总之，明清时期的官员已经彻底沦为君主的仆从。 尊君卑臣的倾向与官僚们忠君的观念相辅相成。明代靖难之役后，为建文帝殉节者的大臣比比皆是。明武宗的荒唐极其少见，但为劝谏武宗南巡，官员们跪在金水桥前苦苦哀求，即使挨廷杖也不退缩。海瑞虽然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但他闻听嘉靖帝去世，“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受廷杖本是一件屈辱的事，但在当时受杖者往往并不以为耻辱，反因受杖而在士林和官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人追记：“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仰慕”，以至于出现“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戊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官员们认可忠君乃“孔孟之道”，遭致惩罚反能证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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