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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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在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到底有多少回民居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个数字也很难统计。回民的宗教礼仪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要到清真寺里去礼拜，因此，有回民聚集居住的地方就会建有清真寺，回回民众则围寺而居。鉴于回民有这样的居住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清真寺的位置和数量来研究回民聚居区的位置、分布以及历史变迁。
对明清时期北京回民聚居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主要依靠清真寺内的历代修寺碑刻、牛街《冈志》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 一
1931年，《正道》杂志在第1卷创刊号中刊登了署名“寻真”的文章，对当时北京的清真寺进行了调查。文中指出：“北平的清真寺，本来是三十二座，近几年来又添设了二座，一共是三十四座。但是它们的位置，有内城，外城，四乡的分别。”文中画图标注了34座清真寺的位置并开列了清真寺的名字（见图1和表1）。
民国时期北平市的行政管理范围与今天的北京市有很大的区别。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设立北平特别
市。由于南京政府没有明确划定它的行政区域，北平市政府“拟将本市区域东达通县张家湾，南抵丰台镇，西包西山，北收大小汤山，庶绾水陆之形胜，以永久之建设”。南京政府暂时同意了这个范围。此后北平市与河北省商定：“将东部界限悉依旧界，以免通县割裂之虞。此外就事实之必要，仍将西、南、北三面量加展拓，另定界址，以足敷建设，毋碍发展为度。东界北自东坝镇，南抵大羊坊，东北划入孙河镇，东南达马驹桥；南界包有南苑全部，抵魏善庄；西界北自石窝村北，南抵门头沟，再南凭永定河岸；北界展至大小汤山以北。计周延四百里，得大兴、宛平两县之大部分，兼昌平县之一部。”北平市的行政范围于1928年10月确定下来。由此可知，“寻真”的文章仅涉及当时北平城市附近的清真寺，并没有对整个北平辖区的清真寺展开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城内和关厢地区的清真寺分布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根据牛街《冈志》的记载：“明，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号曰‘东西两边’。居‘两边’者，视‘冈上’为乡野。嘉靖年间增筑外城，则‘冈上’为城内地。”这段话里所说的“两边”，指的是位于北京城内的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明代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的回民以官宦居多。“冈上”即今天的牛街。在明代嘉靖朝以前，“冈上”位于城外。增筑外城之后，“冈上”被圈人城墙中。“冈上”在明代也是回民聚居之
地。
牛街礼拜寺《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记载，明代北京“节蒙皇恩敕建北京清真寺、法明寺、或为普寿，或因名礼拜寺，各匾额不同”。曾在1500年前后到中国的阿里?阿克巴尔也提到“中国皇帝在汗八里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后世称清真寺、礼拜寺、法明寺、普寿寺为明代四大官寺。如唐宗正在民国时期撰写的清真寺调查报告中提到：“北京全市清真寺中，有俗称官寺者四座，计名为清真，礼拜，普寿，法明等是也，其寺名清真者即东四牌楼清真寺，名礼拜寺者即牛街礼拜寺。普寿寺座落阜内锦什坊街，法明寺则位于安内二条胡同。”这四座清真寺中，清真寺、法明寺和普寿寺位于北京内城，礼拜寺位于外城（见图1）。
清真寺即今东四清真寺。明代《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记述了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即后来的武平伯陈友修建清真寺的过程。从残缺的碑文可以看到：“清真寺初名礼拜寺，在京城明照坊，……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陈公友所建也。”清真寺建成之后，赐额为“清真寺”。由碑文可知，东四清真寺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第二年五月五日。据王东平考证碑文撰写于景泰元年，与“圣天子嗣位”相合。 明万历八年（1580年）《敕赐法明寺重修碑记》称“法明寺初名礼拜寺，在京城崇教坊。……寺成，蒙恩赐额日法明寺。盖经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明年五月五日。”该碑
开头部分的行文与《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的内容相仿，修寺时间更与东四清真寺相同，二寺可能是同时修建并获得敕额的。 普寿寺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据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宛署杂记》记载：“普寿寺，古刹；普照寺；鹫峰寺，正德四年建。以上俱在金城坊。”民国时期，唐宗正在《锦什坊街清真寺》的调查文章中提到该寺仅存的一些石刻残件上有“崇祯岁次乙亥春月谷旦重修”“大明天启某年重修”等字样，可见该寺在明代曾多次修缮。
学界对位于“冈上”的礼拜寺的初建年代有许多争论。前揭《古教西来历代建寺碑文总序略》重立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81年）的。虽名“碑文”，实则书写于木匾之上，俗称“白匾”。其正文之后，另有注释小字：
旧有碑文系明崇祯三年掌教王永寿、协教八继德、赞礼白如瑾，同乡老黄宗武重修。近因日久年深，风雨侵蚀，字残碑损，恐其失传，特为增补重修，以志不朽云。
从注文可以看到，旧有碑文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重修，至清康熙时又有所增补，形成现在的内容。“白匾”的正文追述了礼拜寺创建的过程：
及宋真宗至道二年，有筛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辅喇台人氏，入觐中国。常感异梦而生三子。长曰筛海赛德鲁定，能知死者墓中之善恶，去而莫知所之；次日筛海那速鲁定，知人不言之心事；又次日筛海萨阿都定，能通百鸟之语音。之二君者，性近幽处，
不干仕进，上赐官爵，坚辞弗受，是以授为清真寺掌教，留居东土。而二君具其先见之明，知燕京为兴隆之地，可以开万世帝王之鸿业，遂请颁敕建寺，世为清真寺掌教。都定君奉敕建寺于东郭，鲁定君奉敕建寺于南郊，而皆受赐基以茔墓于西阜焉。原夫鲁定君之寺，即吾牛街寺也。 城市的关厢地区，因为人们沿着城门外的道路进出城市，久而久之，便在道路两旁、城门附近形成密集的居住区。北京城在清初实行“旗民分治”之后，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庞大的八旗人口需要物资的供给和交换，一些商贩便在关厢地区开设店铺，而流动商贩、佣人差役、闲荡之人也选择在关厢居住或店房下榻。关厢地区还为进出北京城的人们提供车马骆驼和脚力。仍以德胜门外马甸为例，“出德胜门三里许，为马甸。回民荟萃处也。教民多马姓，故名。不知者，皆以为‘马店’之误云：北平回民虽夥，恒散居杂处。繁衍递传，世世相聚者；除牛街外，即属马甸。”马甸是北京城羊只消费的供应地。“马甸教民，多操羊业。间亦有业马行者。以马甸一村之羊只，能供全北平市之需用。”据民国年间调查显示，马甸羊业的规模“逊清之季，每年入城羊只，逾十三万头。民国以来，一般经济情形低落，每年入口，不过三万余只。近年以来，羊业渐盛，每年，又增至五六万只以上矣。”光绪年间马甸清真寺重修的工程便是由13家羊店、1家马店捐助的。 三
在我们关注“旗民分治”对北京回民分布格局的影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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