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访工作创新
做好新常态下“非访”处置工作
姜疃镇 张则良
信访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发扬民主、体察民情、接受监督、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减压器”，直接反映一个地区是否和谐稳定，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了矛盾高发期，诸多矛盾以大量信访的形式突出表现出来。非正常信访（以下简称“非访”），尤其是进京“非访”数量剧增，成为最突出矛盾的最直接体现。近年来，进京“非访”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在不断扩大、方式也日趋激烈,这一情况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和民族形象，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本人于2013年10月被烟台市委组织部选派到烟台市信访局信访一线挂职锻炼一年，先后在北京、济南和烟台等地从事信访工作，参与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维稳工作、山东省“非访”整治专项行动、中央巡视组驻鲁巡视案件办理、烟台市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信访案件督办等工作，办理了1000余件信访案件，对信访工作，特别是对处臵进京“非访”工作有了一点小的认识。通过对近年来烟台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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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非访”案件的分析、调研, 我个人认为，加强社会治理中的信访工作创新，做好新常态下“非访”处臵工作,尤其是加强对进京“非访”进行研究，对进京“非访”成因，以及来访群众的思想状况进行研究，对信访工作创新、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正常信访的表现形式
所谓非正常信访通常有以下九种形式：一是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领馆、中央领导人住地等非信访接待场所的所谓上访;二是采取堵门堵路等方式,围堵、冲击政府机关的所谓上访;三是在重点地区、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公共场所非法聚集、静坐、散发上访材料、呼喊口号、大横幅、跪地喊冤、出示状纸、穿着状衣或采用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所谓上访;四是对于集体诉求不是按规定推选五人以下的代表进行上访,而是聚众上访;五是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在信访过程中侮辱、殴打、威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故意损毁公私物品;六是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精神病患者、伤者、幼婴、死尸、污秽物品等带至和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以及政府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所谓上访;七是煽动、串联、胁迫、教唆,以财务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以信访名义借机敛财的所谓上访;八是阻挠企事业单位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活动的所谓上访;九是案结事了又继续上访的行为。 二、烟台市进京“非访”的特点
（一）上访数量和参与人员不断增多，越级和重复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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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数据显示，近年来，不仅是烟台市，其他省、市和地区进京“非访”普遍呈现出高位运行，持续升温的态势，访量在逐年增多，从过去的逐级上访居多发展为直接进京上访居多。上访路线也全面出击，不但跑中央部委，甚至到外国驻中国使馆或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地，故意制造社会影响。
（二）上访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上访涉及的内容大到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土地承包、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小到老百姓之间的邻里纠纷、家长里短等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具体包括：土地征用、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纪检监察、环境污染、军转待遇、农民工工资等。
（三）上访的组织化程度增高、形式多样，择机上访现象普遍。近几年的上访逐渐向组织化、计划化、联合化、科技化发展。如，某区村民进京上访时，组织者一方面为上访人员发放报酬，另一方面为防止被拦截，组织村民零散乘车定点集中，上访参与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活动。上访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堵交通、冲闯党政机关，甚至采取“自残、自杀”等行为。上访人大多数都有很强的择机上访心理，他们为了引起高层重视，给地方政府施压，专门选择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政治活动或重要会议期间等敏感时期上访。
（四）非正常上访、闹访、缠访大有扩大趋势。一些上访人长期上访，企图通过“缠”和“闹”从中获利。一些上访人的上访，有一定的合理原因，但也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在别人的蛊惑下，要求完全满足诉求，否则就闹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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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由于上访人之间互相“交流”，所以，这种现象近年大有发展、扩大的趋势。
（五）信访要求过高甚至无理取闹。越级进京上访人员中，绝大多数反映的问题都已经在基层得到解决或者已经处理过，有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已经法院一审、二审、终审；有的又启动重审、再审程序；甚至有的已经省高院受理申诉、驳回申诉；有的案件已经举行听证。但是由于信访人要求过高，认为通过上级部门向基层党委政府施压即能促成信访诉求的满足，把进京上访当作自己获得利益的一条捷径；有的信访人员不满足于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持续上访，并不断提高超越有关规定的补偿要求；有的信访人员对已解决的问题，当时满意，过后反悔，期望通过越级上访重新得到更多好处。
三、从思想状况分析进烟台市进京“非访”的成因 总结“非访”活动的心理成因主要由几大心里误区造成，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官本位”心理，是进京非访发生的内在根因。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人治”社会，尤其在山东，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使群众对“官员”的认可程度，远高于“政府”和“法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群众普遍认为，接受反映问题的官员职位和级别越高、权利越大，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也会给下级部门以压力，敦促更快处理。在烟台市进京非访的群众当中，绝大多数要求直接见国家领导人或部委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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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而当前少数党政干部无原则批示的不断奏效，又强化了这一思想。所以，一些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理”。
（二）社会原因造成的“闹”心理，是进京非访发生的直接动因。现在群众普遍认为将事情闹得越大，解决问题的希望就越大。一些上访者认为要想“快速”“高标准”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告“御状”。信 “多” 不信 “少”，认为不论什么事，多找几个部门和领导反映总不会错。另一些上访者认“闹”不信“理”，不管有理无理，先把事情闹大再说，认为闹的越大、关注的人越多，局势对自己也越有利，闹翻也许解决快些。更有群众认为政府惧怕群众闹事，人多事大政府就不得不平息民怨，解决问题。
（三）错误示范造成的“盲从”和“效仿”心理，是进京非访发生的外在诱因。一些政府部门，为了尽快平息事件，对进京非访群众采取“花钱买清净”的方式解决，在社会上造成了“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不良影响，导致更多的人效仿而缠访。一些的确为了政绩，突破政策和法律底线破格解决上访案件，不惜重金花钱买“平安”的做法，既浪费了地方政府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又“激发”了群众进京非访的“热情”，起到负面的示范效应。在非访者“成功经验”的指引之下，更多群众开始形成进京找大单位、大领导上访的想法，也有更多人对此付诸行动。
同时，也存在一部分上访人本来没有上访意愿，但受别人邀约或被别人鼓动而跟随上访。也有的人在外围舆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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