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通识教育笔谈四篇
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金针度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培养研究素质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公认的一部见解精深的学术名著。然而，陈先生在撰写此书时，却寓有引导“初学者”习史的特别用心。他在《叙论》中明言：“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页2，中华书局1963年版)本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论著作不同。也许我们会觉得，陈先生所谓的“初学者”，是有不一般的学术起点的吧?但是，陈先生引导“初学者”的用心与方法，其实对于现今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题旨，在于通论“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页158)。对于隋唐二代政治体制--与文化建制上的成就，陈先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如果不能辨认这种制度文明的“渊源流变”，那真是“吾国史学之缺憾也”(页1)。为了这一宏大的史学用心，本书在体裁上有其重要特点，正如《叙论》第三段所称：“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 《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从大的事类设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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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本书除卷首的“叙论”和卷末的“附论”之外，设“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篇，这些既属国家的典章经制，同时在标目上也基本符合传统史志纂修的要项。这体现了“其体裁与旧史附丽”的一个方面。
关于旧史中的志书之体，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的“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东汉班固《汉书》改“书”为“志”，并将礼、乐、律、历四书合并为《礼乐》与《律历》二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书》，《平准书》为《食货志》；增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此后历代志书的篇目，又相继有所扩展，陆续增加了舆服、选举、百官、兵等制。因志书之体在于“纪一代之大制度”(清代徐乾学《修史条议》，《明史例案》卷)，所以从前的史学家就已相当强调纂修者的素养，如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说：“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宋末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亦论之日：“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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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卒不易其体。”陈先生主要从六个项目阐说隋唐制度渊源，与传统志书之体有所衔接，即是所谓“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
本书在各篇具体行文上，采取了类似于正文与子注相配的写法：正文是结论性的表述或案语；子注是作为证据而排比的史料，低两格书写。这种由结论、史料和案语组合的叙述，尤显有理有据。这种写法对于学术入门者而言，有着极大的好处。简言之，约有三端。首先在读书面向上，可以担当对古书旧籍知识系统的导航。如“礼仪”篇，陈先生开篇即指出：一方面“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另一方面“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论究也”。诚如所论，旧史修志往往极重礼仪，《史记》中早有《礼书》，《汉书》有《礼乐志》，《后汉书》诸志中便有了“礼仪”之目，这些文献往往读来令人疲累，如何识别其史料价值?陈先生的指引如拨云见日，他更作出“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的示范性研究，活用了这一类的文献。
其次在思维面向上，可以训练调查史料、达成“新知之创获”的识力。如“音乐”篇“证述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这种“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的识力，是通过对《隋书·音乐志》的疏证，再参以《北齐书》、《陈书》、《隋书》诸传以及《洛阳伽蓝记》四夷馆的记载而展现的，从而纠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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