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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第三章第三节》（本书编写组编，人民，2016.12，092-105页）丁士虎录
第三节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鼎盛
明清两朝共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风文化,却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直至鼎盛,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此时期的家风文化既继承了前代家教容、家教形式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家风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繁盛与特定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明清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理学,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将崇尚儒学定为一项国策,并多次下诏推行儒学,让尊孔读经的知识分子入仕。统治者还将科举取士作为钳制世人的思想、加强文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明清开科取士,文章的格式采用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文章命题以程朱的解释为主要依据,从而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的围。明清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提倡理学,不仅是因为理学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而且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赏识。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第专制统治,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一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
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明清时期整个文化教明育领域都强化了伦理道德教育,受其浸染,家庭教育容中也充斥着伦理道德的说教。但是,明清时期家教文化的容、形式并不单一,受整期个时代的影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学思潮影响和启蒙思想对家教中文化有所渗透;统治者对家教极其重视,清代是我国古代唯一从最高统家治者到官僚、士大夫纷纷倡导家庭教育的朝代;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繁荣,都市增扩,市民势力增长,通俗文化产生,商人家风家教兴起;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此时期涌现出史可法、夏完淳、朱之瑜等人的爱国家教事迹;明清时期不但注重对继承家族的男子的教育,而且注重对女子德行的规,并出现了大量的女训、母训作品。 (一)帝王家风 垂后世
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这种以国为家、家国不分的“家国一体”观认为,君主的德行和修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还在《康诰》《诫伯禽》中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隋唐时,唐太宗世民的《帝》将帝王家训系统化、理论化,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再三告诫治要遵行,告诉其“修身治国,备在其中”。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成熟,为了让本朝江山永固,不少有远见的帝王十分注重家训的教化、家规的建设和家风的传承。明清时期帝王教育子女的重要方法是撰写家训,其家训无论是在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较前代更加丰富、完备。其中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周详地表达了他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人生经验和对国家、社会、自然的人生感悟,把帝王家训推向了巅峰。此外,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录》、明成祖朱棣的《圣学心法序》、雍正的《圣谕广训》亦对帝王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明清帝王家风,其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修身养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为本,修身为治国之基础,治国为修身之最终目的。更何况,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使得修身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康熙训诫诸皇子:“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此重点指出,有志为善、积德累功、向圣人境界逼进的目标,是修身养德的基础。而修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读书,因此康熙告诫子女:“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对于读书的容,康熙尤其注重读经史,《庭训格言》训曰“古圣人所道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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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此外,康熙教导子修身要做到慎独及主敬:慎独即独处时周围无人也能谨慎自重,不违礼法,“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康熙要求皇子们在平素谨言慎行,不恣意放纵;主敬即无论是思维抑或是做事,都要以“敬”存心,这样方可为正人,方可成就自身的美德,“君子修德之功,莫大于主敬。主于敬,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动;外主于敬,则惰慢之气无自而生”强调的就是君子外都做到不忘敬,那么邪僻、懒惰、傲慢的习气就不会沾染了。明太祖朱元璋也非常注重皇室子的品德教育,他一即位,就选派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官员负责太子及诸王的品德教育。“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这是朱元璋对担任王室子弟及功臣子弟的老师说的一段话,意即强调教育子弟应重在导之心正,而不仅仅是背诵诗词章句,由此可见明太祖对品德教育的重视。
第二是崇尚节俭。从汉代帝王提倡的简葬思想,到唐代世民训诫太子治,告诉其清明的君主必须保持节俭的美德,君主节俭,百姓才会效仿,崇尚节俭一直是古代帝王家风的重要容。宋太祖匡胤生活俭朴,反对奢靡,对亲族要求甚严,特别是在当皇帝已久的情况下，仍能坚持初衷,不肆铺,崇尚廉洁节俭。古代帝王认为,节俭不仅仅是强调生活资料的节用,而且是修身养德、教化民风、治国理政的手段之一。明成祖朱棣教育子,人君虽然富有天下,但不能无度聚敛百姓财富,奢侈浪费,而应守之节俭,力戒奢靡。清康熙帝则将节俭之德与官德联系在一起:“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廉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康熙指出了俭约可以养成廉洁的官德,而奢侈会变得贪婪。帝王告诫子崇尚节俭,对形成清正的官场风气、淳朴的社会风气能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是勤政爱民、敬贤爱才。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从“仁、明、勤、断”总结自己的治国理政方法,将之告诫太子,以身立教,为了培养皇子的政德,朱元璋还专门作了一篇《诫诸子书》,让子牢记勤政爱民之责,书中记载:
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废业厥德,色荒于,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于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则可以常享富贵矣。
明太祖朱元璋用古代贤明君主勤政保天下、昏君荒废政务失去国家相互对比,告诫子想要一直享受富贵,就必须学习先贤圣君,勤政爱民,才能受民之拥戴。同样,明成祖朱棣亦用大禹、文王勤政不息、福泽后代的例子告诫子“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的道理。
“为大下者臂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才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面后治。”（《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十一》）一个人能否成就帝王之业,关键在于他如何招揽人才和如何使用人才。帝王家教,都从不同层面强调了育才择贤、敬贤爱才的重要性。朱棣告诉子:“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化民习俗,以学道为至…故养上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由此可以看出,与明太祖一样,朱棣对人才的培育也是很重视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此时期的帝王家风容仍主要以儒学为中心,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封建帝制的优秀继承者。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相较之前的帝王家风,此时期帝王教育子的容显得更为宽泛全面,实用性强。比如清康熙帝的《庭训格言》,书中不仅周详地将严谨治学、修身养性、培养品德、读书明史等传统儒家教育理念传授给子后代,还出现了许多知识技艺教育,例如天文历法、农桑、医药及日常应用知识。在家教方法上,除了言传身教、率身垂、教化与惩治相结合这些帝王家教中常用的教育方法,明清的帝王们更注重慈爱与严教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严肃的帝王家风家教有了温情与活泼的一面。
此外,明清帝王还把治家与治国相结合,注重帝王家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洪武三十十年九月,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的《圣谕六言》,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家训教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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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仕宦之家在订立家规时要求子恪守《圣谕六言》。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告诫子:“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记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舜牧叮嘱家人:“凡人要学好,不必他求。”只要遵守太祖的圣谕即可。清代的明君也十分重视帝王家风的社会教化。顺治皇帝重申朱元璋的“六谕”,在全国颁行《六谕卧碑文》,后又设立“乡约”制度加以推行。康熙皇帝在《六谕卧碑文》的基础上拟订《圣谕十六条》,教育八旗子弟,并颁行全国。雍正即位之初,对康熙《圣谕十六条》逐条进行训释解说,名曰《圣谕广训》,颁行全国。明清统治者将帝王家风、家教向下延伸的这些举措，推动了仕宦及平民家教家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二)强化贞烈 女训增加
著名的佛门大德印光法师曾说过:“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大半。”“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蓝鼎元《女学》六卷，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古代《列女传》中，不仅记载了很多贤母教子的事迹,也收录了一些先时期“母师”身教妇德的故事。然而,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家庭教育多注重训导儿子,针对女子教育的容较少,女教作为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先《周易》《礼记》等虽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有明确的规定,但并未得到广泛实施。汉代班昭十分重视对女子的教育,认为要像教男子一样教女子,这样才能不偏于教男而废于教女,对女子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治家上,也应有诗书之教。班昭作《女诫》传世,书中教导女子敬顺丈夫、曲从公婆、和睦叔妹,对女子提出了一系列妇德规和行为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宣扬夫为妻纲,对古代女子有诸多束缚,但其中关于男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妇女要注意修身养德、谨言慎行、仪容整洁等,对女子的教育有积极的意义。
明清时期,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理学家们提倡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随着礼教的强化,统治阶级对女子道德修养极为重视,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女子撰写的家训以及以女子为训诫对象的家训,如明代仁孝文皇后的《训》、王氏的《女捷录》、温陆氏的《温氏母训》,清代陆圻的《新妇谱》、确和查琪的《新妇谱补》、袁衷的《庭帏杂录》等等,其主要容表现在以第下几个方面： 1.注重女德
中国古代的女训文化非常重视对女性的礼仪培养,将培养符合封建礼仪要求作为女子教育的重要目标。很多家庭的女子,尤其是官宦和商贾等富裕人家的女子,从小就要接受各种封建礼教的训导,不仅要懂得男尊女卑、男女有别这些平常礼数,更要懂得自省自律,时刻提醒自己中哪里做得不完美,以培养出具有完美女德的女子。明朝仁孝文皇后在其家《训》的序言中写道“莫严于养其德性,以修其身”（纪晓岚、陆锡熊：《仁孝文皇后·训》，人民2005年版,第67页）方能成为圣贤,由此可见,古人对女性在女德方面特别重视。 (1)孝悌和顺
孝悌是中国古代女子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也是历朝历代所倡导的女训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从小就教育女子要成为一个孝女、贤妻、节妇和慈母。对于如何施行孝道,仁孝文皇后在《训》中曾谈到，“敬”是孝之本,而“养”则是孝之末。她写道:“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供奉为孝,斯末矣。”
和顺是治家之道,也是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融洽的关键,对此,仁孝文皇后在《训》中曾谈到:“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矣,可不重哉!”左宗棠在其家书中也曾明确指出:“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严急烦细者,肃杀之气,非长养气也。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贞,其庶乎?”正是由于这样,历代的女训文化才特别重视家庭与邻里的和谐,提倡以“和顺”治家的齐家之道。由于我国古代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因此,相对于男权在社会中的强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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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微，“男尊女卑”一直是社会绝对主流意识，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类似于女子应当遵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夫贵妻荣”等一系列封建伦理观点。 (2)贤淑贞烈
“贤”和“贞”是历朝历代女训文化中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女德,为此,仁孝文皇后在《训》中曾专门写到,要效法诗书所载的那些“德懿行备,师表后世”的“贤妃贞女”,以此加强女德教育。
“淑”是封建伦理中极为重视的一个道德标准。仁孝文皇后在《女训·德性章第一》中曾将“淑”概括为:“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即女性的“淑”应当具备贞固、沉静、幽淑、闲雅、端楷、庄肃、诚实、纯一等特点。因此,古代提倡成年女子应当足不出户、笑不露齿、姿态端庄等符合“淑女”标准的礼仪规。
贞洁是封建社会极为重视的女性伦理道德要求之一,不贞洁被视为女子最大的恶行。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强调指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页）,由此可见,当时封建社会对女性在贞洁方面的要求已近乎苛刻。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女子的贞洁观念进一步加强。比如创作《女捷录》的王氏,就是一位年仅三十就死了丈夫、守节六十年、屡被朝廷旌表的节妇。她在《女捷录·贞烈篇》中就写到“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再婚,女无再适”。妻子应当永远为丈夫守节,终身不改,即便成为寡妇,也不可再次婚娶。 2.齐家守业 勤励节俭
为顺应封建社会礼教规的要求,中国古代女性多以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因此,社会对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要求很高,主要表现在女子的勤励与节俭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女训文化中不仅教育女性要四肢勤快,善于女红耕织,更要懂得节俭持家,辅佐丈夫成就一番事业。
明代仁孝文皇后在《女训·勤励章》中写道:“勤励不息,身之德也“,以此来教育女子要勤奋。而《女捷录》中曾记载:“勤者女之职,俭者富之基”“若夫贵而能勤,则身劳而教以成;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意思是说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作为家庭主妇,如能做到勤劳节俭,就能以身立教,从而使家人不懒惰,家世日益昌盛兴隆。这里将“勤励”和“节俭”视为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最明重要的两个规,一方面要求女子要勤劳耕作;另一方面要求女子在日时常家庭中开支有度,善于管理财和物,养成生活节俭的良好习性。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女教文化的主要伦理思想，是以封建女德为核心,教导女性要尊礼崇德。“尊礼”是指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遵循封建礼教的规要求,在妆容、言行举止等方面要时刻注意,万不可违背封建礼教规的要求。而“崇德”是指女子应当遵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不仅要甘愿接受,还要身体力行,将其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在生活实践中将这些封建礼教变为自身具有的人格品质和道德素质。同时,也应当向他人推介要努力成为“贤妻良母”“孝女节妇”的观念。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历朝历代的女训文化对女子的勤励节俭也很重视,毕竟,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个家庭经营得好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齐家守业是每一个朝代的女性所必备的基本技能。
(三)鼓励经商 多元择业
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因此在传统的家教容中,儒家家庭伦理道德是核心。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在明嘉靖、万历时期,清康熙、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经长期积累、发展,有了长足进步。生产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且商业往来、流通日趋频繁,许多市镇兴起,刺激了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风尚亦急剧变化;传统“农本商末”思想发生了转变,“民家常业,不出农商”,(明代庞尚鹏:《庞氏家训》,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3页）成了当时人们包括仕宦的共识,商业渐受人们重视,商人数量大大增加,且地位得到提高,以经商为生的家庭日益增多。这种变化反映在家教上,便是从过去单一教子耕读变为读书、从商并行,同时教导子女遵行经商道德,力戒嫖、赌、烟、酒等恶习,追求官、儒、商三位一体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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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思想盛行。
在鼓励经商的同时,为使家业能够传承下去,防止破家败业,明清时期的商人特别是一些商业大族如晋商、徽商等,特别重视家教,并下不少著述、训言、诫语、楹联等,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明末憺漪子编写的《士商要览》中的《士商规略》《士商十要》,清人王秉元编写的《生意世事初阶》,吴中孚编写的《商贾便览》等。其容除了传授专门的商业知识、弘扬商业规之外,还富含商业伦理道德。比如在《士商十要》中,守法被列在首位。此外,还有一些有文化的普通商人,为使子能守继家业、养家糊口,也注意积累经验,口授其子弟,甚至写成文字以教导子。如清代署名“涉世老人”著《营生集》,总结经商的经验教训,要求儿“须当珍藏在身,时取便览,更以流传后代,世世保守,免少年不通世故,致浮荡自误,流为匪类”。
商贾家庭中的商业观念、商业技术、商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为传统家庭教育增添了新容,不仅丰富了我国传统家风文化,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外,与宋代倡导仕途经济不同,除了鼓励经商,明清时期的家教文化在教诫子弟择业方面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清家长对子弟选择职业首选是耕读,希望以耕助读,以读佐耕,耕读兼顾,但对职业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不再局限于耕读两业只要不是贱业,他们都可以接受。“不再单纯地要求子弟习举业,走仕途,而是实事,要求天性或资质不适合读书求仕的子弟早择一正当职业,自食其力;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农桑、商贾乃至于书画医卜均可。”（延斌:《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齐鲁学刊》20003年第期,第118页）例如,庞尚鹏在家训中教导子女:“士、农、工、商各居一艺,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图,各审所尚,皆存乎其人耳。予家训首著士行,余多食货农商语,皆就人家日用之常,而开示涂辙,使各有所持循。”（庞尚鹏:《庞氏家训》,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新文丰出版公1985年版,第195页）舜牧也指出:“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舜牧:《药言》,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第198页）
(四)培养情操 重视气节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宦官、奸臣当道,一些刚正不阿的正义官吏,敢于同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不惜慷慨赴义,如继盛、高攀龙等。与其高风亮节相对应,他们的家教家风中也特别注重对子弟家人进行高尚节操的教育和熏,将节操与女子的“贞节”相提并论,强调做人就要讲究操守。满清王朝的建立,引起一些崇尚气节的思想家义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复国,反清失败后则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启发民众思想。傅山、朱之瑜、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思想家的家教中,都贯穿着对子弟家人的民族气节和不忘故国的教育。可以说,崇尚民族气节是明清之际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五)实学与家风
明清家风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实学思潮对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实学是指“经世致用之学”“实体达用之学”,是一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实学思想肇端于北宋,兴盛于明末清初。这是在封建社会的卵翼下产生的与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空虚学风”的一种反向思潮。“崇实致用”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把学术研究的围扩大到自然、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实事”为圭臬，主“实体”“实行”“实功”“实事”“实心”“实念”“实言”“实才”“实政”“实风”等等。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融汇于实学之中,是对儒家“圣外王之道”的繁衍及具体体现,是儒家思想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
实学思潮在明清时期伴随封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推向高潮,实学思想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士人和平民百姓。这在当时的一些家教著述当中也可体现出来,如在高攀龙、陆世仪、陆陇其、朱柏庐、万斯同、履样、徐光启等人的有关家教著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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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家风文化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