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艺文类聚》是现存较早、较完整的汉民族大型类书，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给事中欧阳询主编，其他参与人员还有秘书丞令令狐德棻、侍中陈叔达、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赵弘智、齐王府文学袁朗等十余人。历时3年，武德七年（624年）成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
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 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因其所引者多为唐前古本，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而有可能纠订其误谬。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能深切理解其价值。
《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
2、《初学记》，古代汉族综合性类书。共三十卷，分二十三部，唐代徐坚撰。本书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的零篇单句。此书的编撰原为唐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
《初学记》共分二十四部，三百十三个子目，每个子目先分“叙事”，再“事对”，再是“赋” 《初学记》中华书局版封面[1]
“诗”、“颂”、“讃”、“箴”“铭”、“论”、“书”、“祭文”等各体诗文，大体同于其时盛行的《昭明文选》的分类，所引也多整段整篇。叙事部分谈及唐代制度，有时可补两《唐书》志的疏略。诗文部分有多有初唐君臣的唱和诗和诏册制敕，唱和诗虽语多空泛，也不无史料可取，诏册制数中不少是任职、封号的文书，可以得知某人履历。从岁时、居处、器物、服馔、果木等部的类目和内容，可以窥见其时社会生活，知悉名物品种。[2]
3、《郡斋读书志》，南宋晁公武撰。该志是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类重要著述。著录图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实为一千四百九十二部。(袁本著录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见，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其中，尤以唐、宋(北宋和南宋初)书籍为完备，可补两《唐志》和《宋史·艺文志》之缺。分类依当时通行之法，经、史、子、集四部之下设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八类、集部四类，共四十五类。(袁本《前志》分四十三类。)书首有总序，每部之前有大序称“总论”，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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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撰，汉族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陈振孙平生好藏书，累积藏书 5万余卷，他将对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历20年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今本二十二卷。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该书著录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超过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解题”的参考使用价值，也较《中兴馆阁书目》为优。私人藏书目录在数量、质量方面同时超越官修目录，该书是其转折点。从此，官修目录改记藏书为只记本朝著述，随之兴起补各朝著述的热潮。著录图书 3096种，分53类，大致依经、史、子、集顺序编排。各类根据需要撰写小序。该书是第一部以“解题”为书名的目录，其“解题”(提要)即于书名之下记载篇帙、作者、版本等情况，并评论图书得失。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
5、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
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西汉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歆在公元前6～前5年间编成，为政府新校本图书的总目录。先是公元前26年汉成帝刘骜命光禄大夫刘向领导政府的校书工作：由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刘向写一叙录，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 ,计有20卷。公元前6年刘向死。汉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1]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 七略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这些叙录后来汇集成了一部书，这就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也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例如《七略》，它以六略三十八类的分类法，条分缕析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文化学术流派；以辑略的形式，在整体上评述了各种文化学术的兴衰分合；以各书叙录，具体而微地介绍了各种学术文化著作的优劣真伪是非，不啻是一部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史。
可惜的是，《别录》、《七略》在唐末就佚失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它们都佚失了，你怎么知道它们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和特点，怎么知道它们的分类、辑略、叙录的内容和作用呢？这就因为《别录》，尤其是《七略》的概貌，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了。 特点
《七略》是一部分类目录，第一次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方法，它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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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录上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除编有内容提要外，还利用了“互见法”和“分析法” 《七略》创立出的分类法和著录法对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汉书》十志之一，该书是作者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班固在撰《汉书》时，为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根据《七略》改编而成。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6略，共收书38种，596家，13269卷。
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具体做法是：①保留《七略》的6略38种的分类体系。②新增入 《七略》 完成以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完成的著作。③对《七略》所著录的图书基本上按照原来的情况保存下来，但对著录重复和分类不妥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合并或改移，例如凡从某类提出的图书在总数下注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图书都注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图书都注明“入”若干家、若干篇。④将《七略》中“辑略”的内容散附在 6略和“诗赋略”除外的各种之后；⑤删简《七略》中各书的提要，必要时节取为注释（见《别录》、《七略》）。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由于《七略》已佚，《汉书·艺文志》便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宋代王应麟撰有《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清代姚振宗撰有《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和《汉书艺文志条理》8卷。
7、《隋书·经籍志》四卷。唐魏征（580-643）等撰。是唐代官修的一部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
此《志》原是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书》、系根据柳□的《隋大业正御书目》作为底本，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而成，利用隋代遗书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核对，删去重复，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载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并最终确立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是现存最古的四分法目录书。
值得注意的是，《隋志》是经史子集四部后附入道佛二家，所以也不是完全的四分法，确切说应该算是六分之法。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名。清永瑢、纪昀主编。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著录书、“存目书”逐一撰写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汇编成此书，二百卷。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新印《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
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各书之下编有内容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定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着惩戒”，详为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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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亲王代善之后昭梿评价：“所著《四库全书总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人争服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称：“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
9、“国学”一词，古已有之。现如今“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是从古至今无数代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经受历史的锤炼打磨与自然的甄选淘汰，终成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受无数世人所瞩目与敬仰。
“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国学传播机构，综观当前全球文化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已渐呈蓬勃复兴之势，尤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影响最大，其源也远，其积也厚。三家机构均以弘扬国学为宗旨，但又各具特色——北大国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国学院以培养人才见长，而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则以传播和交流为重。国学传播中心，就是以推动国学的普及、研究、传播、交流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化、科研市场化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除了高校背景的国学传播机构外，以北京老百姓国学会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国学传播机构应运而生，国学传播机构是以普及国学知识、弘扬国学精萃、建设先进文化为主要职能的常设工作机构，旨在社会范围内，在民间，积极传播华夏文化、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0、所谓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
所以被称为理学。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今生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这条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狭，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
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汉唐儒学的这种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
其次，佛、道两教对儒学的渗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释、道两教获得了大发展，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致使儒学到了宋代，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新养分。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文化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
第四，科举改革的影响。从北宋中期起，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立新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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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对以前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走越出了单纯研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一门新的学问。
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建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6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
理学又称道学。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理学思想体系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 程颢
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
11、《千顷堂书目》按经、史、子、集排列，广泛搜集明代著作，兼及宋、辽、金、元著作。全书每一条目后，附有作者爵位、字号、科第等，不少内容为《明史》及其他传记所不载，是研究明史和古籍版本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中国明代著述目录，黄虞稷撰。黄虞稷(1626～1692)字俞邰，明代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祖居福建晋江(泉州),其父黄居中在南京为官时筑千顷斋以藏书，黄虞稷16岁中秀才后未得更高科第，埋首读书，遍涉群籍。1645年南明倾覆，南京公私藏书散佚很多，他大力收购，后经数十年搜集，藏书更富。至康熙十八年(1680)入明史馆撰修艺文志时，《千顷堂书目》已基本完成。该书目是他以自己藏书为基础而编撰的明代著述目录。全书32卷，分为经、史、子、集 4部，51类，类目详细并有所创新。在不少类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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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笔记 -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