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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
作者：周文 冯文韬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02期
摘 要：如何消灭贫困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希望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贫困理论研究的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不论是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理解、西方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还是国内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理论落后于反贫困实践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减贫实践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而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应跳出西方传统理论和认知来看待中国的减贫经验，发展更具有当代意义的反贫困理论。
关键词：贫困理论;中国减贫实践;中国减贫成就;中国贡献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02-0012-07 一、引 言
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生产力不断进步，特别是最近五百多年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物质生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始终存在着一个没有在人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中迎刃而解的问题，那就是贫困。贫困，作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天平上充斥着苦难的一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一直是底层人民急切想要摆脱的“噩梦”，也是学者、政治家们长期聚焦目光和深入思考、探索并希望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1]认为，“不平等，是文明送给人类的‘礼物’”。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自18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不乏睿智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经典著作，对贫困的本质、成因以及解决思路进行考察和探讨，在不断深化对贫困现象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建议。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逐步将视线转移到了国内外的贫困问题上，各自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缓和甚至解决全球或地区内部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直至今日，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从现实和历史记录的情况来看，他们在对抗贫困的“战争”中所做的这些努力，收获寥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独特智慧向贫困发起了冲击，目前已经成功让7.4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如今又向最后3 000余万“锅底人群”发起脱贫攻坚总决战，这是中国在人类减贫史上创造出来的、从未有过的奇迹。而与中国减贫工作大步向前的乐观态势相反的是，同时期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贫困总人口的数量不降反升。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贫困和不平等的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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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贫困理论为主流思想的世界其他地区所做的减贫工作，以及相關的理论与政策探索是相对失败的。那么，中国如此辉煌的减贫成就中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又将如何传承、总结和发扬这一经验，继续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形成有效的方案。 二、贫困问题研究评述与研究中的问题 （一）贫困问题的早期研究与理论源头
对贫困问题的早期研究和从学理上实质性地展开讨论起始于18世纪末。其中，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对贫困产生原因的理解对后来相关研究的影响十分深刻，可以说是贫困问题理论研究的源头所在。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可以说是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索的学者之一，他在1798年出版了最为著名的学术作品《人口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学术理论层面的首次探索。这本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当属著名的“两个级数”论断，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难以匹配，提出如果不控制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数量，则必然会导致贫困。尽管现在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这一说法的缺陷，比如：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人口不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等，但正如《人口论》的中译者郭大力的评价，“将人口增加的一切妨碍，还原作贫穷与罪恶，是马尔萨斯的伟大发现。但马尔萨斯的错误亦在这里”[2]。由此可以看出，应该说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将人口增长与贫困联系起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
如果说，作为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马尔萨斯将贫困的来源归结为人口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不一致，是一种停留在经济问题表象上的过于片面的归纳。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贫困问题的论述，则更进一步将研究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上，并由此发现，贫困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结论的产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大量现实观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就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形成单独的论述和专著，但对于贫困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则贯穿了他们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过程。
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普遍存在着贫困现象，并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后来《资本论》中成熟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其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伦敦及周边城市长达21个月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贫困生成原因的认识，最终将这些调查和认识记录在了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是马克思站在一般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了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劳动被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异化，使得他们用自身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大部分不属于他们自身，而是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成为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必然带来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劳动的异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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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最终产生一种现在的工人越是努力工作，未来的工人收入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故而，异化的劳动是通过私有制、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与雇佣劳动制度，转化为劳动者异化的持续过程，也正是这种劳动者本身作为人的异化导致了无产阶级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将逐渐滑入贫困的深渊无法自拔。另一方面是马克思[3]还特意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了财富衰落、财富增长和财富发展到顶点的三种社会阶段来进行分类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论在哪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都是一种必然趋势。
同一时期内，恩格斯基于他在1842—1844年间，对英国多座城市为期21个月的实地考察中所收集的真实世界正在发生的现实材料，佐证了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具有浓厚哲学思辨色彩的研究结论。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录了他对英国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和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进行亲身考察的详细资料，并在这一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对于工人陷入贫困原因的直观认识。恩格斯一开始就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应对工人的贫困负责，并在随后的章节内容中指出，“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而不是找到贫穷本身的原因”[4]。同时，恩格斯从案例出发，根据纺纱机器从纺车到珍妮纺纱机，再到水力纺纱机和自动纺机的发展过程，描绘出了机器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如何使得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以及失业、匮乏和贫困如何变得日益严重[4]。
相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成型于《资本论》第一卷。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沿用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并更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情况，而要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只有走上“剥夺剥夺者”的道路才可以实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理论的论述是从只要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将永远存在的角度来进行的。他认为，从长期和总体的角度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运行的一般规律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呈现逐步加深的必然趋势。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所决定的，即资本主义通过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将劳动者排斥在工作过程之外，通过形成劳动者的相对剩余，造成了工人的贫困。而保持“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期存在，并以此维持一只“不以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也是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这两点综合起来，就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必然出现和长期存在。特别地，马克思在论述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从而导致贫困的理论逻辑，是其贫困化思想超越马尔萨斯贫困理论之所在。因为通过构建“相对过剩人口”这一概念，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把失业和贫困现象解释为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之间存在的简单关系是片面且不准确的，因为资本积累本身就需要创造和维持一大批相对“过剩”的人口存在。
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则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财富总量的差距，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过程。或者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工资占新创造价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过程。资本家再分配过程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与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得越发明显，于是凸显出的就是无产阶级相对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贫困的事实。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所举出的例子，就十分清晰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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