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评《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其实是
在骂谁？
《三国演义》为卧龙先生所设置的口水戏，除了展现其杰出辩才的《舌战群儒》，还有一出精彩绝伦的骂奸臣。
这出戏在《演义》第九十三回，标题叫《武乡侯骂死王朗》。故事是这样：
回答如锋刀利斧，当下斩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王朗接着说道：
各位，大魏国的王朗司徒，在这里所说的“盗贼蜂起，奸雄鹰扬”中的“奸雄”，那可不是指曹操。在他看来，曹操以外所有试图割土称王者都是“奸雄”，唯独他的主子不是。可后世偏偏仅以他的主子为“奸雄”，世间事往往就是这么逆人心愿。 王朗劝说诸葛亮降魏的说法，首先是说汉朝末年，天下扰攘，“盗贼蜂起，奸雄鹰扬。”全靠“他”的“太祖武皇帝”，扫平贼寇，荡尽奸雄，才使得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归于安静祥和。武皇帝功高盖世，“万姓归心，四方仰德”，文皇帝登基，乃是“应天合人”，并不出于主动的窃夺。
王朗首先申说曹魏得位之正当性，然后说服诸葛亮说，“公蕴大才，抱大器”，就应该顺天应人，归顺大魏，而不当强“逆天理”，硬“背人情”；同时，也要看清形势，不要以微暗的“腐草之荧光”，与“天心之皓月”争竞照射力，自讨没趣，给人以缺乏判断力，不识时务的感觉。接下去再为诸葛亮考虑，“公可倒戈卸甲，以礼
来降”，如果能够这样，既能“不失封侯之位”，国家也可以结束纷争，百姓从此可以过上和平、幸福和安乐的生活。
这是先说理，再讲势，又喻人。前后次第清晰，内外轻重晓然，得失判断明了。如果按照对历史的客观解释，王朗这套由理及势，再到人的说法，逻辑是很严密的。我们在读这段书的时候，往往只去欣赏诸葛亮之骂的淋漓酣畅，常常忘却分析一下王朗话语的严密性。因为大多数读者，只是要通过阅读来满足自己情绪的快慰，经常不能从理性的角度看待王朗话语中严谨的逻辑推演。 但是这场争的结果，却是王朗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连老命都搭上了，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诸葛亮的回应：
先在整体上定论说：王朗的说法绝不是什么“高论”，原来只是“鄙言”。何以见得？
孔明接下去也像王朗一样，先说汉末以后的狼藉情况，再说王朗的出身，然后指责王朗，正当国家处在的狼藉不堪的情势之下，作为汉朝的“大老元臣”，理应“匡君辅国，安汉兴刘”，想不到你竟然“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真是“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
诸君读此段文字，不要忘了诸葛亮开场的自我表白：“吾有一言，诸君静听。”目的并不单纯在于如何击败王朗，而是要通过这场辩争，达到鼓动军心，瓦解敌人的另外效果。诸葛亮偷换了概念，转移了目标。他在利用机会，做战前动员和战场宣传。 孔明紧接着又痛骂王朗：骂得淋漓酣畅，读者读至此处，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诸葛亮这段骂，其实并没有王朗的逻辑性更强。王朗从理之必然，到势之实然，再到人之应然，既符合历史评价的标准，又符合语言的递进逻辑。孔明先只从理上说，而不及于势，然后却从情上发起攻势。王朗所持之理，是“势中之理”，是“已显之事理”，是自然之理；孔明所持之理，为观念之理、习惯之理、人伦之理。两人辩争孰是孰非的标准不一致。孔明借助人们的心理习惯，借助人们“习与性成”的“血统论”的正统观念，赢得了众人。
导致王朗在精神上崩溃的原因，不在他的话语和逻辑，而在于王朗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舍弃习惯性的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他的话语跟他的心里所想并不完全一致。于是才因此羞愧，以致“撞死于马下。”
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都会不小心被某种既成的观念所左右。当我们想要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正在陈述和申说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从自己既有的观念出发。尤其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如上辩争的时候，双方都很难站在对方的逻辑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多半的情况之下，辩争往往都是情绪化的，很少顾及客观实际。辩争的双方，谁都不愿在理性的指导下跟对方进行平和、平等的对话，因为这类辩争的目的，不在于澄清到底谁有道理，而是事先早已认定自己正义，对方邪恶。表面上说的是“理”，实际却是为了争得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而任气使性。所以，这种旨在压住对方的辩争，就只能以语势和语气鼓荡听者，助长自己和听者放任情绪，舍弃理性。自己既全然没有这种主观自觉，更不愿意去为这场辩争而唤醒理性的自觉。其所坚持的“理论”，
王立新评《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其实是在骂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