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与黑人家庭暴力
艾丽斯·沃克通过《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一方面谴责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压迫，指出它是导致黑人个体悲剧的最终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认为，黑人男性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受压迫-并不是压迫别人的理由。他们不应在种族主义的迫害下迷失自我，把比他们更弱小的妻儿变成更为可悲的牺牲品。
标签：佃农制度；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家庭暴力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文坛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沃克出身于美国南方贫苦黑人家庭，毕生都在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并为黑人运动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她同时也是一位激进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因同情整个黑人种族在美国社会的遭遇而忽视甚或粉饰存在于种族内部严重的性别主义(sexism)问题，也没有像众多的黑人男性作家和批评家那样，把消灭种族主义看做黑人运动的唯一目的。相反，她时刻关注着黑人妇女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处境，并在讴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用犀利的文笔无情地揭露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对背负着沉重历史与现实灾难而又坚韧不屈的黑人妇女表达了最诚挚的同情与尊重。沃克曾经说过：“我首先关注的是我的民族的精神生存，它的完整生存。但在此之外，我又致力于探索黑人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她们的疯狂、忠贞和胜利。”1983年，沃克凭借小说《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获得美国文学界的两项大奖——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图书奖，轰动文坛。
《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是艾丽斯·沃克的第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沃克通过描写黑人佃农格兰齐·科普兰一家三代的命运悲剧，深入剖析了种族主义佃农制度与黑人家庭暴力之间的联系。种族主义同然是小说谴责的对象，因为它是导致黑人个体悲剧的最终社会根源，但沃克认为，黑人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受压迫并不是压迫别人的理由。他们不应在种族主义的迫害下迷失自我，把生活中的所有错误都归罪于白人，因为那样实质上是把白人抬高到了上帝的高度，甚至赋予了他们控制黑人的灵魂的权力。
小说的背景设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贫困乡村，时间跨越20世纪初到60年代几十年的光阴。这段时间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南北战争最终在法律意义上解放了南方黑奴，但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却并没有真正翻身，依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白人的残酷压榨与欺凌。因此在民权运动兴起之前，南方黑人的生存状况其实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像格兰齐那样的穷苦佃农租种白人的土地，在经济上完全依附白人地主，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并未换来生活条件的任何改善，贫穷和屈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只有在酒精和暴力中寻求解脱，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变成比他们更为可悲的牺牲品。劳伦斯·豪格曾这样评论这段历史：
美国的社会结构把黑人男子变成了野兽——压抑他的人性，突显他的兽性。
而黑人男子反过来又在他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关系中反射他同白人地主间的暴力关系。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和失意发泄到社会体制或运用这种体制的权力的那些人身上，而是发泄到他的孩子和妻子身上。他的孩子和妻子对他保持着忠诚和服从，正如他在社会的主仆关系中所做的那样。
沃克对年轻时格兰齐·科普兰及其成年后的儿子布朗菲尔德的描绘无疑是对这段话的最好注解。
在小说的开端部分，读者通过小布朗菲尔德的眼睛看到的格兰齐是个阴郁、冷漠的人，他在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着无上的权威，但在面对白人地主席伯利时却又因恐惧而蜕变成唯唯诺诺的“石头”或“机器人”。对白人的仇恨和惧怕逐渐扭曲了他的人性，在绝望之中他拿无辜的妻儿出气，致使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每周的周末他都得靠酒精和妓女乔西的怀抱来麻醉自己，当他喝得烂醉回家时，总是挥舞着手枪威胁要杀死妻子和儿子，迫使妻子玛格丽特带着儿子逃到树林子里躲起来。由于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和尊重，原本淳朴善良的玛格丽特才逐渐走上了堕落之路，同许多男人鬼混，还生了一个杂种儿子。后来她甚至投进了席伯利的怀抱。正是这件事情彻底剥夺了格兰齐作为黑人男子的最后一点尊严，他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逃往北方。被丈夫抛弃的玛格丽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终于，她毒死了杂种儿子，随后在树林里自尽了。
格兰齐夫妇的悲剧还孕育了另外一个恶果：他们的儿子布朗菲尔德。在贫困和暴力中长大的布朗菲尔德从未享受过父爱，因为格兰齐在他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生命悲剧的延续。从六岁起，布朗菲尔德就作为童工跟着父亲到棉田里干活，接受白人地主的压榨，这种子子孙孙永世为奴的命运让格兰齐不由得为儿子感到痛苦和遗憾。因此他刻意要忘记儿子的存在，几乎从不和他讲话，而小说中他在真正意义上直接对小布朗菲尔德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应该把你扔到该死的井里去”。即便是到了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格兰齐也依然无法释放自己一直压抑的父爱。他走到布朗菲尔德的床前，俯身凝视正在装睡的布朗菲尔德，伸手想要抚摩他的脸颊，但手到半空又停了下来。这时的布朗菲尔德“在悄悄地哭泣，他想要父亲触摸自己的泪水”，但他看到“父亲的手抽了回去”，然后离开了家。从那晚起，布朗菲尔德知道自己会永远恨父亲，因为“即便是在私下里。在黑暗中，即便是在以为布朗菲尔德睡着的情况下，格兰齐都无法忍受用手触摸自己的儿子”。
爱的缺失导致布朗菲尔德心理的畸形发展。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象征着心灵的荒芜，他是一个“活死人，是在美国社会的荒野中丢掉灵魂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他是如此痛恨和可怜自己，以至于无法忍受还有美好的事物存在，他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把身边所有的人都毁灭掉，然后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这一切都是白人的错。成年后的布朗菲尔德也曾经付出过爱，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他不由得爱上了乔西的外甥女梅姆，平生第一次他感到自惭形秽，希望自己变得好一些，能够配得上梅姆。爱情促使他改变自己，承担起男人的责任。他带着梅姆离开了小酒馆，从白人那里租种了五十英亩棉田，打算通过辛勤的劳动养活妻子。然而生活并没有像布朗菲尔德期望的那样发展。他工作得越辛苦，欠白人地主的债就越多。他带着家眷从一个白人地主的土地转到另一个白人地主的土地，
到处找活儿干，然而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善。生活的煎熬使他过早地衰老并忍受病痛的折磨，他越来越像离家出走前的父亲——格兰齐。终于有一天，他看到自己年仅五岁的长女达夫妮已经要承担起往棉花上涂擦毒药除害虫的危险工作，这使他突然从自己编织的美梦中惊醒，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父亲的重复”，而且他“无法拯救自己的孩子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他的孩子们甚至不属于他”。残酷的现实彻底击垮了布朗菲尔德，他终于放弃了任何努力，走上父亲的老路，逐渐蜕化成一个家庭暴君，成为妻儿生活中的噩梦。
整日在白人的世界里当牛做马的布朗菲尔德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被扭曲的心灵促使他在比自己还弱小的妻儿身上找回男性的自尊。他先是强迫梅姆离开她所热爱的教书职业，然后把她送到白人老爷家里当佣人，还烧光了她所有的书和杂志。他还用羞辱的话语逼迫梅姆放弃她在学校里学会的正规英语，重新说当地落后的黑人方言。每个周六的晚上他都要无情地殴打梅姆，把她打得体无完肤，因为这使他感觉自己还是个男人，是一家之主。然而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当梅姆开始反抗，并在为孩子们找寻好一点的住处、创造好一点的生活条件这件事上再次表现出强于布朗菲尔德的能力时，被妒忌和自卑冲昏了头脑的布朗菲尔德借着酒意，一枪把妻子的脑袋打开了花。
在1988年版的《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的“后记”中，沃克这样写道：“在我的直系亲属中也存在暴力。暴力的根源似乎总是在于我父亲需要支配我的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们，在于母亲(和我们)对这种支配进行的言语和肢体反抗。”亲身的经历使沃克对黑人的家庭暴力及其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伤害深恶痛绝，她从来不在作品中美化自己看到的丑恶现实。在《格兰齐·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玛格丽特和梅姆无疑是家庭暴力的最典型受害者。作为黑人妇女，她们不仅在外忍受着白人的经济剥削，回到家里还要面对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压迫，扮演起替罪羊的角色，为黑人男性在种族主义社会里遭受的“精神阉割”承担责任。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促使她们“为黑人男性的‘阉割’状态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感令她们变得脆弱和被动，认为自己有义务充当自己的男人发泄愤怒的工具。而黑人男性则利用她们的这种弱点，把她们“当做‘拳击吊袋’，因为她们要比社会的统治力量容易被击倒”。
在结婚之前，玛格丽特和梅姆都是美丽、天真的少女，对婚姻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贫穷并没有令她们对未来丧失希望，因为她们相信，只要付出爱并对丈夫保持忠贞和顺从，她们就会被报之以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因此，当她们所爱的男人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而殴打、虐待她们时，她们变得不知所措，以为是自己不够好，“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被格兰齐冷落的玛格丽特试图从别的男人的怀抱里需求精神慰藉，但在内心深处，她却为背叛丈夫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在梅姆的身上，读者看到了玛格丽特悲剧的重复。少女时代的梅姆真诚地爱着布朗菲尔德，对他充满了信心。她曾经试图教布朗菲尔德识字，希望能够使他摆脱无知。她用温柔的爱温暖感情贫瘠的布朗菲尔德，为他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提供一处躲避风雨的避难所。因此，她认为娶她为妻是布朗菲尔德试图摆脱过去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爱人一起营造美好未来所做出的最大的一次努力。由于梅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能够理解布朗菲尔德作为男人的痛苦和无
种族主义与黑人家庭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