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楚文化

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若星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几个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化类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包括了邹鲁文化、三晋文化和燕齐文化；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其中，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虽然同为长江流域文化，且在地理上处于近邻，但它们却有着迥异的风格和特点。前者有着神秘奇幻的《山海经》，后者有着浪漫瑰丽的屈子《楚辞》；前者尚鬼，后者崇巫。一东一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的两大支柱。

因此比较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异同并分析其成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进行比较。 一、 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源流及特征 （一） 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楚人的创业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之际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西周末年楚人还只是一个弱小的部落,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史记》中记载其“僻在荆蛮,筚路蓝缕”。而《左传》中记载楚令尹子革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努力,楚国逐渐壮大起来,疆域不断扩大,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为问鼎霸业的泱泱大国[1]。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楚人逐步实现了与蛮夷民族的大融合。由于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处于原始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各个部落的地貌、风俗、习惯、制度、生产方式等都无时无刻不在对楚国发生着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说,楚国是在融合这些蛮夷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其文化也是在对这些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基础和氛围中成长的。因为缺少中原民族长期奴隶社会的积淀,楚人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后来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中,楚民族对中原优秀文化也有过借鉴,但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与楚地原始部落文化对楚民族文化形成的催化作用相比,中原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是有限度的。因此,楚民族既不可能像中原民族那样去比较理性的认识神鬼注重人事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也不可能像中原民族那样去认识人性,感知礼乐,具有中原民族那样浓厚的礼教伦理意识。这是楚文化具有特质的一面。

我们从已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实物的研究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最早的青铜冶炼和铁器制造、技术水平最高的漆木器和丝织品等工艺技术都出自楚国，且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从精神文化层面讲，楚人有极高水平的乐理知识（曾侯乙墓出土大型乐器、荆州凤凰山古墓群出土大量乐器及乐舞图案织物等）、文学造诣（屈原、宋玉等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极其代表作品）、原始信仰（成熟的巫文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的根基之一在于老庄的道家学说，这也是荆楚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分量的。

（二）楚文化的特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相互关联的普适性与特异性。荆楚文化除了具备中国整体文化的伦理类型、基本精神及主要特点普适性之外,也有自己的特异性[2]。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众多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专家们大多倾向于四个方面的特征，即，

第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一点是从荆楚民族的形成来看的。楚先民们在北方强国的歧视和排挤下被迫流迁，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一直遭受侵伐的，于是只有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奋斗，才能壮大自己，并在强国林立的情况下保全自己，摆脱被伤害的命运。这与楚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和坚定意志相得益彰；

第二，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这一点是从楚人立国为出发点的。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和荆门包山出土楚简的研究可以知道，周成王仅封予熊绎子男之爵，与当时其他诸侯地位差距甚

大。西周中叶,楚君熊渠分封诸子,均以“王”为号。诸侯子弟称“王”,显然不符合周朝礼法,但是熊渠却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中原) 之号谥。”这种“我蛮夷也”主义,就是从蛮夷这个实际出发,自立自强,创造性地建设楚国的一种基本精神。还有,楚国是最早建立县级制政权的国家,具备后来郡县制的雏形。另外,楚人在文学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屈原、宋玉首创的辞赋,开汉赋之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其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荆楚地区的社会文化,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为当时的楚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也为现代湖北楚地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三，和谐融合的竞争意识。西周时期的楚国一直是受到周王室压迫和中原诸侯国歧视的弱小异族邦国。正是这种压迫和歧视激发了楚人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从最初统治者自立为王到楚武王开疆拓土威震中原再到楚庄王雄霸天下，就是在不断地反抗周王朝的压迫中历经艰难困苦走出来的。现在，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加应当大力弘扬楚人和谐融合的竞争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四，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荆楚地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叉地带,地理上的居中地位使荆楚地域不仅在文化上有着接纳四方、多元共存的特性,而且在五方杂处中不断地实现着文化的交融与汇通,使得荆楚在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楚文化在保守的周王室衰落的同时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并率先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南方各族进行兼容并包，最终形成了五彩斑斓、极具吸引力的荆楚文化，并在文化转型及新文化建设中处于先进地位,保证了楚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

（三）什么是巴蜀文化

1941年卫聚贤在《巴蜀文化》一书中，通过大量的巴蜀遗物提出了“巴蜀文化”一词，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界定。第一次对“巴蜀文化”进行了科学界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童恩正先生，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撰写的：“巴蜀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直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3]而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关于巴蜀文化的概念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义的巴蜀文化，它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题，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4]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一向以善于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所说：“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和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5 ]。 （四）巴蜀文化的特征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看到了中原的豪放大气、荆楚的融会贯通和吴越的清丽婉约。那么，山清水秀且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巴蜀地区的文化又会有怎样的特性呢？

第一，强烈的反叛意识，锐意的革新精神。“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汉书?地理志》）十二个字几乎是巴蜀人文性格的整体概括。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文性格的影响，一代代的巴蜀人似乎总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用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姿态来号令天下，总揽文坛。司马相如

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扬雄是第一个以赋家的身份来批判辞赋弊端的作家，李白用歌行体大肆张扬属于时代的激情，西蜀“花间词派”大胆唱响了诗歌正统地位的挽歌，苏轼用“豪放词”的飘逸清扫了词坛的脂粉气息，郭沫若、巴金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歌与小说的颠峰作品，魏明伦则是第一个敢为潘金莲翻案的人。他们都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时代的鼓手，敢于唱响时代的最强音[6]。

正是这种大胆的反叛意识和革新精神才使得巴蜀作家能够以一种坚韧冲决的态度走出巴蜀，创造出非凡的成就。袁行霈对此评论道，“ 这些文学家生长于蜀中，却驰骋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居文坛霸主地位。”

第二，瑰丽飘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流水，高树葱郁，猿鸣凄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予人们驰骋飘逸的想象。巴蜀几乎具备了所有产生神秘奇幻想象的条件 ，在这里的神话故事中诞生了无数高人一筹的神人。《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的展开想象和幻想 ，表现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华阳国志》则从蜀王谱系的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 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表现了巴蜀先民对历史的一种勇 敢浪漫的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神女”、“巫山神女”等传说则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丽飘逸的图腾崇拜。这些都是一种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蜀人的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意识。这既是上古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现。那些大胆的想象和充满智慧以及 理想的构思都是巴蜀先民浪漫情怀的体现。

第三，喜艳侬、好华美的审美特性。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复多姿的美景，铸造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决定他们的审美创造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除了对人体各部分，甚至脚踝的细节雕塑写真外，还突出的使用了彩绘着色技法，在眉毛、眼眶都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间画出很大的圆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则涂抹着朱色，这正显示出巴蜀子民偏爱艳侬色彩和华美艺术的美学观念。从这些青铜器和人像绘刻的龙纹、异兽纹 、云纹和服饰的阴线纹饰中，从其中表现的绚丽多姿的色彩绘涂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文化美学对精美形制和艳丽色彩的追求和表现特征。这种美学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产物，与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实用”为美迥然不同，同时又在地域风俗习惯中被不断强化和复现着。

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晚唐花间词”群体及其表现的艳侬华美文风，可谓极其自然。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巴蜀文学作品铺张扬厉的叙述和华美艳丽的文辞产生的真正原因了。

总之，巴蜀文化不是符合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和”之道，却又激发着人们对自由人格、自由人生的热切期盼，因此博得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内心价值认同。这是巴蜀人文精神特质和审美文化心态的独特魅力。

二、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中的浪漫主义文学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在凝聚和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特征的文学方面，南北方的风格差异是很大的。大体上来说，北方地理环境相对较差，且常常面临各国间的征战，因此文学上多注重社会生活实际，文风比较朴实和理性，而南方地区山水秀丽、云蒸霞蔚，天地之间孕育着浪漫热情的生命和神秘梦幻的神话，于是，在这股诡谲多变的气氛之中形成的文学就偏好于各种想象和传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灵动飘逸。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同时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便拥有了共同的风格基调。但是，二者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种浪漫主义下的文学又是有些细微差别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楚文化的状况。楚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文学形式的神话，其流传范围极广，影响极深。《庄子》、《楚辞》中就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的鼻祖，如湘君湘夫人、巫山神女等等。与北方的严肃、正统局面不同的是，北方文学作品中的神都是严厉古板、不苟言笑的，供人们膜拜和奉养；而楚文学中的这些神仙形象则是饱满生动得多。他们有着和凡人一样的生活，有着和凡人一样的情感世界，他们也呼风唤雨，赐福降祸，但他们也会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些非人亦人的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祇还是人鬼，都那么有血有肉、奇诡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地，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7]。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成就多在诗歌，但文献记载或收录并不多。这一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虽未明确有楚风分类，但是从当时地域分布图及诗歌语言分析可以得出，《周南》、《召南》皆为南方民歌，而《汉广》一首，实则为江汉地区所作，用灵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楚地人民的安逸、快乐生活。这些都代表了这一时期楚国诗歌的成就。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文学的成就在于散文和诗歌，以庄子散文和屈原诗为典型。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楚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峰。

而浪漫主义的另一代表《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体现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庄子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庄子》还极善于塑造雄奇博大的大千世界，创造异常雄伟壮阔的气势。作品塑造了众多巨大无比的形象，如《逍遥游》一文中便出现了几千里之大的鲲和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8]庄子散文中的浪漫主义不仅体现在物体形态的巨大无比，也表现在时间跨度的惊人。庄子文中经常出现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冥灵和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等形象。这些想象也反应了当时整个楚国艺术的面貌，即神秘优雅、清新脱俗。庄子面对楚王的邀请，作出了这样的回应：相对于被人供奉在庙堂、整日烟火缭绕的神龟，“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9]多么豪放不羁，多么理直气壮。是啊，与自由自在、无欲无求的田野生活相比，那种虽有富贵荣华却挣扎于相互倾轧、朝不虑夕的日子算得了什么。楚人在政治上浪漫也随之得以体现：物质的丰裕在精神的愉悦面前不值一提。一句话，顺乎自然之法则，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不依赖世俗间任何东西的限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逍遥。无功名利禄的牵绕限制，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这里“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表现出来的作家的终极价值关怀，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超越得失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而在诗歌的造诣上，成就最高者，莫过于屈原。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中的女神特别多，屈原的23篇作品中有17篇写女性，而且一般都是以女神的身份出现。这都体现了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尤其是在《离骚》中，屈原大量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可以说否定和批判现实是浪漫主义叛逆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屈原也在作品中对统治的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他自身的身份因素，他的这些思想都还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因而他在被流放后始终不忘楚王，忠于楚王，最后为国为君投江而死。所以说在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还包含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了解了楚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楚国近邻的巴蜀大地上的浪漫主义。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举世公认。巴蜀文化作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至今仍体现在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古代巴蜀作家多富浪漫气质，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的审美范畴[10]。应该说，巴蜀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古代巴蜀作家富浪漫气质，近南

方文化的代表——楚；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又近北方文化的秦。这其实是与巴蜀地理环境兼具南北特征相一致的。我们不妨仍以作品作家为例加以证明。

汉大赋是最能显示出崇高特征的。说道汉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司马相如。鲁迅先生曾经评大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说：“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司马相如的赋作具有崇高的特征，是与他的审美观和创作观分不开的。他在《答盛览问作赋》中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所谓“作赋之迹”，是指具体的表达，即怎样写。他认为，作家在创作前应有仰观宇宙、俯察万类的气势和胸怀，亦即创作主体需具有崇高的意识。如果说“綦组”、“锦绣”代表的是“宏丽”，那么“包括宇宙，总览人物”则代表的是“广博”[11]。

李白最能代表中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风格。其傲岸、高洁的性格，突破世俗网罗、追求自由个性的精神，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文风，无一不表现出盛唐气象。 古代巴蜀作家体现的富浪漫精神，偏崇高风格，我们认为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巴蜀作家的创新精神和异端色彩，他们将本土固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与外来风格相结合，并加上自己的丰富想象，往往能够产生引人入胜的经典佳作；其次是时代风气的影响，最能代表这种特征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分别生活在汉武帝、唐玄宗、宋仁宗、神宗时期。这三个时期是最适宜培养浪漫精神和崇高风格的。前人所说的汉唐气象，其实正是以汉武帝、唐玄宗时期为代表。第三，它跟巴蜀审美观的积淀和先贤意识有关。巴蜀原始审美观的形成应该可以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的形态和装饰体现出来，都是极富于想象力的，给人以神秘感。

通过描述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在浪漫主义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巴蜀文化在具有和楚国一样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时，又有着荆楚文化所不具备的带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崇高风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二者都处在长江流域，气候条件相差不大，而且经济形态也相差无几；再者，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同属于南方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二者一直都有相互的交融和相互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两地的方位来看，巴蜀深居西南，往北越过秦岭与中原文化相交，往东顺长江越巫山而下至楚国，往南则可以顺澜沧江等与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巴蜀文化基本上除了土著本体外，还兼有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南亚文化的因素。而楚国则居于中华版图的中央位置，与北方的中原文化、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西部巴蜀文化、东部吴越文化都有交集[12]。因此，我们认为，楚文化的多元化要比巴蜀文化更为强烈。而巴蜀文化则由于跟南亚的交流而比荆楚文化多了些异域风格。

第二，从当时国家间的关系来看，楚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大国直接接壤且地形平坦，容易遭受攻击。因此在楚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周王室的排挤和其他国家的打击。也正由此楚国与中原关系一直紧张，纵观整个楚国史，也是在与西周的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的。现在的湖北方言中仍有“不服周”的说法，用来责备孩子不听话，不服管教，便是这种体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荆楚文化虽然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也应该是比较细微的。再反观巴蜀地区，居于内陆盆地，北有连绵的秦岭山脉，东为险峻的巫山和长江天险，往西则是高寒的青藏高原，这种环境决定了巴蜀自古以来就是兵家易守难攻之地，自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中原大国对其发动征战。也因此巴蜀与西周的关系就不会想楚国那么紧张，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就会更多、更深一些。

由以上叙述可以知道，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虽同为南方文化的翘楚，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也还是有着细微差别存在的。 三、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中的原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