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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宗教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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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宗教多元化,终

默认分类 2006-05-30 22:03:30 阅读1052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成因、表现及其特点》4,作者董小川: ……

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特点分析

(一)从时间概念出发,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是从17—18世纪英国国教内部各个教派多元化、19世纪基督教内部多元化,到20世纪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

在17—18世纪,英国国教曾经一统天下,似乎无宗教信仰多元化可言,但其内部的“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本身就证明,安立甘教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作为高教会派的安立甘公教派虽然是国教徒,但由于基本保留了天主教传统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许多特权和地位;同时,作为低教会派的福音派却分成许多小教派,诸如长老派、独立派、浸礼派、贵格派、五旬节派、惟一神教派、循道派等等。当然,这中间有些教派是后来产生或传入的,或者说是作为“独立教会”而存在,并不是国教中的派别。所有这些教派虽然都读《圣经》,都信仰上帝,但在礼仪、信条和宗教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别,国教内部多元化已成事实。在18—19世纪,如同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一样,英国也出现了教派纷争的局面,这使得英国的宗教多元化从安立甘教内部走向了基督教内部,换句话说,英国的宗教多元化明显扩大化了。到了20世纪,各种非基督 教随着移民在英国落户,英国宗教信仰多元化就更加明显了。

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派别一般有3个概念:一为教派(denomination) ;二为宗派( sect) ;三为异端( cult)。通常,教派主要是指主流宗教派别,宗派主要是指边缘教派,英国称之为“独立教会( Free Churches)”,而异端,即中国人所说的邪教,往往是不入流的。在一般情况下,教派往往代表主流文化,而宗派则被视为边缘文化中的“边缘宗教”。由于处于边缘地位,宗派往往寻求与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意识。在现代英国主流宗教走向衰落的同时,宗派却没有受到那么大冲击,这是英国基督教教派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当然,教派也好,宗派也罢,如何划分是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仅福音派(Evangelicals)就有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福音派、18世纪英格兰基督教奋兴运动中的福音派、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20世纪初期美国福音派等等。 如果说国教内部存在教派差别,就等于说国教本身就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教派纷争与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矛盾、甚至对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国教内部的多元化,甚至基督教内部的多元化,都容易在主流文化的河流中相互渗透和交融,各种教派都可以生存下来。例如,在英国有一个后兴起的教派——福音派,该教派从来没有与英国主体宗教文化形成极端和敌对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福音派与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接近,被称为国教福音派,并通过国教走向英语社会。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高峰期过后,福音派的教条以及其特殊的神学思想,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不断发展的世俗化倾向十分迷惘,到19世纪末期,该派在教会与社会上的影响都走向衰落。然而,直到1970年,福音派仍旧在英国基督教派中十分强大,并在反对安立甘——循道派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福音派时而成为主

流教派中的一员,时而又与主流宗教相矛盾,在成为后者的时候,福音派成为自由教派文化中的一个宗派。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并没有在英国销声匿迹。不但安立甘公教派成为国教的成员,即使没有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也没有被消灭,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罢了。但是,从17世纪开始就不断颁布的“宗教容忍法令”使天主教徒不但有了自己的生存可能,甚至有了发展空间。到了18世纪,宗教容忍政策真正实行后,英国天主教的势力不断壮大,从北爱尔兰移民过来的天主教徒数量不断增加,天主教从边缘宗教变成了最大的独立教会,并进入主流社会,在国教特权不断削弱的情况下,天主教与其他独立教会一样,成为基督教王国内部的成员之一,英国宗教多元化也成为基督宗教多元化。至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英国在非基督教徒、非白人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从基督教多元化走向多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则证明,以来自非洲和南亚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为主的非基督教徒不但使英国不再是纯白人社会,而且不再是纯基督教社会了。 (二)从宗教规模和信仰虔诚程度出发,随着工业化、世俗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展开和延伸,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宗教规模和虔诚程度都在下降,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给人一种宗教走向衰落的印象;但同时,信仰上帝和潜意识中神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特征恰恰反映了当代英国,甚至可以说当代西方世界宗教信仰的特点和宗教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

在17世纪发生的改革、掠夺、内战、克伦威尔政权及其势去、艰难的“复辟”以及一代人以后不得不向其他教派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都给18世纪英国国教留下了悲伤的记忆。奇怪的是,在英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夜,安立甘教却在英国社会(主要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以及司法体制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英国国教重新一统天下的开始,更不是宗教信仰虔诚的加深,而是国教世俗化、信仰多元化的新表现。当时,人们更加看中的是形式而非内容。

在许多英国教区,特别是教会势力曾经比较强大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如米得兰平原地区,资金匮乏,机构腐败,神职人员冷漠,已经严重削弱了基督教业已获得的心灵上对上帝的忠诚;而在南部和东部等人口集中的地区,那里的教会势力反而相对强大,在没有训练有素的牧师与精神偶像的情况下,安立甘教却在当地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立法和政治功能。英格兰教会系统是当地管理和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教会控制着从教会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育,它的主教出席上院会议,直到19世纪早期还有大约2000名下级牧师充当乡村法院的法官角色。直到1830年基督教会发生变化前,英国的教会在那里更像是一个法律机构或武装部门,这个部门提供报酬、身份和晋升的机会,以此来吸引绅士们的后代。

从宗教组织看,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除有些早期组织衰落外,英国宗教组织在一战以前基本没有缩小规模的迹象,宗教仍然保持着社会核心组织的历史性重要地位。英国文化可能变得越来越世俗,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在风俗习惯的帮助下继续在教会内部提供社会需求,去吸引和保持支持者,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自己的支持者。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参加教会活动的英国人并没有大量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前途如何光明。从时间看,英国宗教组织的衰落是没有规律的。在一战期间,所有的教会都有衰落的表现,这种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被抑制住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教会成员人数以及成员比例(指的是占全部成年人口的百分比)再一次下降。二战加剧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又有所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恢复甚至比起一战后的那种回光返照还更显不足。然而更糟糕的事件接踵而至,自从60年代成员数量的不断下滑,参加教会活动的人

数、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洗礼的人数、准备成为专职牧师的人数都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英国宗教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图画。例如,仅仅在20世纪60年代这10年间,圣公会“复活节领餐者(Easter - Day Communicants) ”在英格兰下降了24. 5%,在威尔士下降了32%,在苏格兰下降了12% ,1959年,苏格兰教会甚至在事实上已经停止统计“积极的领餐者”人数了。这种趋势直到70年代也没有实质性的逆转。

在战后初期阶段,有证据表明英国人的宗教生活本身还处在严重的矛盾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些矛盾还在持续,特别是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然而,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还十分广泛。尽管这种冷漠是以基督教唯名论(ChristianNominalism)的形式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很少有人选择基督教,但对其他宗教的选择也同样很少。在唯名论泛滥的同时,还有相当重要的少数派,包括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徒的势力毫无疑问地还在发展。对这些少数派来说,他们所寻求的已经不再是得到认可和保障,而是强调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教会成员的资格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团体来说,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如何划定界限的问题变得更加艰难而不是解决了。 上面的叙述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但这是事实,20世纪最后十年的英国宗教生活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度过的,请看D.马丁对这个时期英国宗教生活的诗一般的描述:在英格兰,我们居住在北欧寒冷的宗教气氛之中,在那里,死气沉沉的教会在国民中时隐时现,而这些国民多数不去教堂祈祷,即使那些热心的初信者也是一样。然而,这些教会却是数以千计的上帝卫士的居所,这些居所正是空间和时间的见证。它们不仅是见证和精神支柱,还是超越目前和未来的、惟一的全部含义的博物馆;它们是惟一关注眼泪和人类自身分裂的机构;它们向人类提供生活的结构、故事和信号,提供永久的帮助;它们是神奇之生和救赎之死信号的博物馆,与人们共享上帝的赏赐;它们为社会的和谐和道德的进步提供标准和典范;它们是人间之城生活系统创立的开始;它们欢迎学校、社团和俱乐部;它们庆祝、纪念;它们是安乐之岛;它们是祷告、奉献和服从的地方;它们为庄严的聚会、唱歌、献花及烛光的场所提供空间;用菲力普\拉尔金(Philip Larkin)的话说:它们是庄严世界中的庄严之地。

(三)从宗教多元化的成因角度看,除了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信仰多样化而外,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是与移民不可分割的。而移民问题所带来的宗教问题又意味着英国面临着如何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如何面对文化多元化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英国和德国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995年,英国的外国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比例虽然不大,但在英国的外国移民相对来说比在德国要容易取得国籍,一般只要5年就可以取得公民权。1990年,取得英国国籍的外国移民占移民总数的2.0% , 1995年上升到3. 4%。在现代英国少数民族中,有1/4是出生在英国的非洲加勒比人(African-Caribbeans) , 1/2来自于南亚。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外国人群体成为少数民族当然面临着种族与宗教差别问题。例如,占少数民族人口1/4的英国巴基斯坦籍人和孟加拉籍人都是穆斯林。

从历史上看,英国历来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劳动力的需要,许多外来移民进入英国。最初,主要是一些爱尔兰人,后来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一些被其他国家驱逐或逃离的异教徒,主要是一些犹太人和俄国人,以后还有少量的中国人和非洲人。从宗教角度看,战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主要是黑人基督教徒、穆斯林、印度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这些人使英国这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特征更加明显了。例如,在英国,特殊群体文化权利的要求主要是由穆斯林提出的——在37个文化权利要求中,有23个是穆斯林提出的,其他一些是由黑人、犹太人、拉斯法塔里人(Rastafarians)、非洲加勒比人(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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