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汪曾祺小说创作中“小场面”意识

浅谈汪曾祺小说创作中“小场面”意识

浅谈汪曾祺小说创作中“小场面”意识

无论是“小场面”还是“大场面”都是一个空间问题，而小说似乎与空间关系不大。我这里提到的空间是形而上的空间，具体的说是作家创作时所选取的场所，即故事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场所。“场面”是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平台。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无论是主题的阐释，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情节的展开，都离不开场面。作家对场面的设置，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取向。

选择“大场面”还是“小场面”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密不可分的。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我的小说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我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1】这些熟悉的场面，构成了汪曾祺创作的整个世界。汪曾祺对自己的特点极为了解，他认为自己写不了“大”的题材，他在《泰山片石》中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2】 汪曾祺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而这种定位也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同时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他早期创作的《职业》、《异秉》、《庙与僧》还是“衰年变法”之后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等，主人公均是在“小场面”里活动。

比如在小说《安乐居》中，整篇小说由第一句统领，“安乐居时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3】在这个最低档次的小酒馆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用他的眼睛看到的故事。老吕、老聂、画家、上海老头、瘸子、老王等等小人物的生活尽在眼前。这些人有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却在酒馆中找到交集，而汪曾祺应该是以酒客的身份让我们看到了北京人的寻常生活，平淡之中饶有趣味。在汪曾祺看来，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看来平平淡淡的事。陆建华在《汪曾祺传》中说“他善于在平凡的生活的描绘中，着力显示生活的美和力，他总怀着深深的敬意写出普通市民百姓的美化纯朴的灵魂。”【4】汪曾祺的小说体现出的这种民间立场，这种民间视角是建立在对“小场面”的描述上的，最大化地突出了他的这一美学追求。

汪曾祺是极力反对长篇小说的，他曾问：“读《战争与和平》一遍需要多少时候？”【5】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合适读者。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工作繁忙，能读书的时间较少，所以短篇小说最能满足市民需要。这种观点应该也贯穿与他自身的创作上。《汪曾祺传》中说：“他喜爱以平淡文风写平民百姓，他只擅长写短篇小说。”【6】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发现汪曾祺与鲁迅有同样的取向。我们知道鲁迅是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的，这甚至成为人们诟病他的一个理由。我认为，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作家依照自身特点来选取创作形式。无论鲁迅还是汪曾祺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个性的文学世界。

这种对“小场面”的选取其实古以有之。我们知道，汪曾祺的国学基础非常扎实。祖父亲自教他《论语》，作八股文；师从韦子廉先生学习书法和桐城派，甚至有一个时期，读桐城派入了迷；跟高北溟先生学习归有光的散文。而归有光的散文“长处就在于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予作者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

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7】汪曾祺也注重对宋人笔记以及《阅微草堂笔记》这一类明清笔记的阅读，而这类文章恰恰是以对周围生活的描摹而见长的，不是记事就是怀人。这种古代文学的熏陶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小说特点。散文化的叙事，对日常生活的观察，都在一个个“小场面”中复现了普通人的状态，为我们带来了散文诗一般的审美感受。

汪曾祺对“小场面”的选取，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传承。鲁迅的小说也都是“小场面”的选择，《阿Q正传》里面的韦庄、《祝福》里的鲁镇、《孔乙己》里面的咸亨酒店等，都是用“小场面”来展示人物的命运。汪曾祺的这种“小场面”选取更是京派文人“诗化小说”的价值取向。我们看废名的《桥》和沈从文的《边城》选取的视角都是以“小”为特点的。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一定要提到沈从文先生课堂上的习作训练，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这种由细微处入手的“小场面”描写训练对汪曾祺的创作有着深刻而具体的影响。

汪曾祺的一部分作品是以儿童视角来写的，儿童的审美能力是有限的，他的世界比成人世界要小得多，看到的都是“小场面”。读者正是从这样一个“小场面”中看到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获得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

汪曾祺对“小场面”的选取是苦心孤诣的。他在小说《戴车匠》的结尾写道，“―很抱歉，我跟你说了这么些平淡而不免沉闷的琐屑事情，又无熔裁结构，逶逶迤迤，没一个完。真是对不起得很。真没办法了，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淡沉闷，无结构起伏的城；城里充满像戴车匠这样的人；如果那也算是活动，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活动。”【8】 “小城”这样一个“小场面”就构成了戴车匠这一个文化遗民的生存场所，为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样的一个“小场面”其实就是历史发生的舞台。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就造就不出来形形色色的人。而汪曾祺还是以自己熟悉的这些“小场面”、“小人物”构筑了我们的“小说史”。一个个“小场面”其实就是我们民间的缩影。汪曾祺关注着这些“小场面”是与他的美学目标密不可分的，是一种反主流话语的表现。当整个社会经历了一次文化的震荡之后，汪曾祺仍然能坚持自己美的追求，在无数个“小场面”中去寻找挖掘民间的文化力量，这是具有极大的勇气和个性的，是与沈从文对“人性”的追求一脉相承的。

当然，事物往往是矛盾的，当你只关注“小场面”时就会忽略“大场面”的构造。“小场面”有小的巧妙之处，“大场面”则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他们是无法互相替代的。曹文轩在《小说门》中提到当下小说创作时，认为其充满了平民趣味，作者失去了五四时期的高雅趣味，将大部分小说带入粗鄙恶俗的“小场面”。他认为“大场面”的意识同样重要，“一个小说家，可以不必具备这一意识，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却不能没有这一意识。他毕竟是与‘大家’、‘大师’这些概念有一定关系的。全体作家长久地迷恋小场面，只限于小场面进行描写的操练，将会与一些很重要的概念――诸如‘壮丽’、‘大气’、‘恢宏叙事’、‘宏篇巨制’等无缘。而这些概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整体来说，却是重要的。”【9】但是世界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对一个人要求过高，汪曾祺的“小场面”创作同样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作家完成他能力之外的任务。如果汪曾祺真的把小说背景建立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背景下，恐怕就不是这个有血有肉有灵性的汪曾祺了。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生滨：《沈从文京派文人的独特魅力》，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417页。 【2】汪曾祺：《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30页。 【3】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汪曾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72页。 【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286页。 【5】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汪曾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27页。

【6】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6页。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90页。 【8】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汪曾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00页。 【9】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