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心理研究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
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
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Ｑ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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