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的健康生产及其技术效率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宏观视角
刘广彬
（东北财经大学劳动就业与人力资本开发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内容摘要：基于我国1998—20XX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从宏观角度研究了我国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生产，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医疗投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随机边界模型对我国居民健康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和医疗卫生资源的增长并不能对降低我国居民的死亡率产生正面的作用，而工业化水平、教育水平等因素则能够有效地降低我国居民的死亡率。
关键词：健康生产 技术效率 面板数据
一、导论
在健康与经济增长等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之一。丰富、廉价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一直是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国内文献中，罗凯（20XX）利用我国最近三次人口普查以及对应时点的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的省级水平数据，对我国人口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我国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联，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王弟海（20XX）基于标准的拉姆齐模型，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并不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水平，并且能够扩大外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国外，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比如Mayer（2001）通过对拉丁美洲18个国家的收入和健康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了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时间跨度为30年的因果关系，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得收入增长
0.8%-1.5%。Arora（2001）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过去100到125年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发现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提高30-40%，这种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控制了物质资本投资和教育水平之后依然显著。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所获得的关注却比较少，从宏观角度来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健康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国内文献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基于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在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各要素的变化对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我国居民健康生产的技术效率。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四、五部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生产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与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相关的各种要素在健康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部分分析我国各省市健康生产的技术效率问题，得出各省市医疗服务体系的健康生产绩效；第七部分对论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回顾
健康和教育都是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被称为人力资本框架下的孪生概念（Mushkin，1962）。对健康生产的经济学分析，便是脱胎于人力资本理论。大多数都是基于Grossman的健康人力资本需求模型（Grossman，1972），利用微观数据考察各种因素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而从宏观水平分析社会经济要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其研究传统是由Adelman（1963）开创的。Adelman认为，对于人口统计指标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人口作为自变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试图建立一个分析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他通过收集包括美国在内的37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指标以及社会经济指标来分析经济与社会变量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以死亡率为例，Adelman以死亡率作为健康的衡量指标，考察医疗服务、收入和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对死亡率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死亡率与经济状况、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之间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其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死亡率与医疗服务、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之间也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但是，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对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总体来说，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要小于人口增长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个被广为引用的实证研究是Auster、Leveson和Sarachek的研究（Auster、Leveson和Sarachek，1969）。他们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医疗服务对健康的影响和其他环境变量对健康的影响。他们将健康看作是医疗服务和其他一些环境变量的函数，建立了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健康生产函数。Auster、Leveson和Sarachek以按年龄、性别调整后的死亡率测量健康，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健康生产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了美国各州之间死亡率的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医疗服务增加1%将会降低死亡率0.1%。然而相对于医疗服务，环境变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中收入和教育是关键角色。在Auster等人的回归结果中，收入对死亡率有着正向的作用，而教育的作用则相反。他们对这种结果的解释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容易选择不利于健康的饮食、更少的锻炼以及其他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教育对健康的作用，他们认为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在疾病发展的早期就会接受治疗，并且更容易遵从药品说明或者医生的建议。并且，死亡率对于教育的弹性几乎是医疗服务的两倍，教育支出只要增加0.5%就可以取得与医疗服务同样的健康收益。但是，Auster、Leveson和Sarachek承认，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区分教育过程和能力变量对健康的影响，如何判断是一般教育还是与健康有关的教育对健康产生了影响。并且，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别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同一研究框架的应用还有，Cochrane、Leger和Moore（1978）分析了18个发达国家特定年龄组的死亡率与医疗服务设施以及其他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Fuchs（2000）研究了犹他州和内华达州这两个非常相像的两个州之间死亡率的差别等。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间的死亡率的差别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由医疗服务的差别解释；与医疗服务相比，个人生产、维持健康的能力更加重要。另外，类似的研究还有L·Benham和A·Benham（1975）、Letourmy（1975）等。
三、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生产的因素
关于居民健康的实证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健康的度量问题。由于健康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健康的度量指标一直存在着诸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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