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管理的诠释：学习型组织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美国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彼得·圣吉博士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以下简称《修炼》)1990年一出版，即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的反响。1992年该书以其革命性的创新价值获得了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同年美国商业周刊将彼得·圣吉推崇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其盛名可与彼得·德鲁克相提并论。作为一本具有独特见解的新管理学专着，《修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宋学宝先生《学习型组织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以下简称《宋文》)对《修炼》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拜读后觉得其也有许多可商榷之处。 一、学习型组织是否存在
《宋文》认为，《修炼》对什么是学习型组织竟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其关于学习型组织的解释也是自相矛盾的，学习型组织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
看来，宋先生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即“学习型组织”并非圣吉首创，而是他的导师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杰伊·佛睿思特教授于1965年在《企业的新设计》一文中首先提出，并经过许多组织、学者的研究而发展完善的。佛睿思特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构想出了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特征，如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信息化、组织更具有开放性、组织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组织内部的结构关系等。同年，在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会议上，蓝格朗 (Paul Lengrand)提出的“终身教育”提案，成为联合国随后推动发展教育的基本理念。1968年美国学者赫钦斯(R·B·Hutchins)出版了《学习型社会》一书，从通才教育的观点说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向各国提出了“向学习型社会前进”的目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由学历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过渡的策略。与此同时，一大批有关学习型组织及组织学习的论着相继问世，如阿葛利斯与史匈的《组织学习》 (1978)、盖勒特的《学习型组织》(1987)、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1990)、盖利斯特的《学习组织》(1993)，等等。于是，学习型组织成为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日益重视的新型管理理论。
圣吉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来建立一种更理想的组织。在近十年潜心深入研究企业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圣吉经过总结提炼，使学习型组织这一管理理论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圣吉提出的“五项修炼”只是学习型组织的一种模型，被称为“圣吉(Senge)模型”，其他还有“沃尔纳(Woolner)五阶模型”、“瑞定(Redding)第四种模型”等。 在《修炼》一书中，关于学习型组织的含义，圣吉描述得清清楚楚：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悉心研习《修炼》全书，分明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学习型组织无时不在、
处处生辉。
学习型组织小至家庭，大至城市、政府、国家、跨国公司。但并非所有的组织都是学习型组织，只有具备层次扁平化、组织咨询化、系统开放化特征的组织，才是学习型组织。以企业为例，学习型企业是以共同愿景为基础，以团队学习为特征，对顾客负责的扁平化的横向网络系统。它强调“学习+激励”，不但使人勤奋工作，而且尤为注意使人“更聪明地工作”，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力为核心，提高群体智商，使员工活出生命意义，自我超越，不断创新，达到企业财富速增、服务超值的目标。
在现实社会中，学习型组织是可以建立的，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学习型组织成绩显着。仍以企业为例，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不论遵循什么理论进行管理，不外乎两种类型：等级权力控制型和非等级权力控制型，后者即学习型企业。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将1994—1997年连续入围世界500强的前10名企业，按学习型与等级权力控制型分别排序，各取前三名进行企业效益对比，结果发现，不论利润绝对数还是销售利润率，学习型企业比等级权力型企业都高出30多倍。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财星》杂志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成功的企业是构建成学习型组织的企业。现在美国排名前25家中的80%正在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管理企业，如杜帮、英特尔、苹果电脑、福特汽车、GE公司和微软等。中国的宝钢、联想、海尔、上海隧道、江淮汽车、施贵
宝、伊利、中纺机等企业也正在努力创建学习型企业。 二、系统动力学是否可以作为系统思考的立论基础
系统思考是圣吉“五项修炼”的核心，而圣吉倡导的系统思考及学习型组织是建立在系统动力学基础之上的。然而，宋先生认为{修炼}依靠系统动力学来说明系统思考缺乏说服力，其理由是“系统动力学在应用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因为现实中许多因果关系并非那么明确。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成长的极限》曾经轰动一时，但其基本结论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系统动力学的鼻祖佛睿思特关于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跌入低谷的预言也被现实击得粉碎”。显然，宋先生对系统动力学的认识与评价是欠妥当和有失公允的。因为系统动力学及《增长的极限》(而非如《宋文》所言《成长的极限》)并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系统动力学是用于预测系统未来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而未来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因此预测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因为一次预测不准就全盘否定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科学分析方法，未免太武断。系统动力学的鼻祖佛睿思特关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跌入低谷的预言并没有被现实击得粉碎，因为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终究没能摆脱跌入低谷的命运，只不过由于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其跌入低谷的时间比预测的时间推迟了几年而已。
《增长的极限》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
发表的一份报告。罗马俱乐部在西方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于20世纪60年代末清醒地提出了经济增长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即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罗马俱乐部聘请佛睿思特教授的学生梅多斯博士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定量分析全球性问题。报告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20年过去了，当梅多斯等人回顾20年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轨迹时，发现技术在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但人口、物质财富的增长、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有所增强。于是，《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再次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再次呼吁人们转变思想观念，转变生活方式，使世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增长的极限》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关注人类生活质量与发展方向的问题，虽然其结论有些悲观，但却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先河，其影响功不可没。
就像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理论一样，系统动力学也不可能是一种万能的无缺陷的计量经济方法，但它直到现今仍然是社会经济领域定量分析的一种有用工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断然否定它作为系统思考和学习型组织的基础的科学性、合理性与说服力。圣吉的创新之处，恰恰就在于他把系统动力学这种了解人类动态性复杂的定量分析方法抽象为系统思考的定性分析方法，用在对企业管理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之中，指导人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要看长期处理近期、看全局掌握局
新管理的诠释学习型组织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