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俄罗斯汉学

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俄罗斯汉学

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俄罗斯汉学（附照片）上世纪前期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 资料图片 М.Л.季塔连科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汉学》的书。这本书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却并没有通过这本书发出声音。我想，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汉学不被了解的缘故，其实俄罗斯的汉学也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今天我想谈论的话题是“俄罗斯的汉学与文明对话”，这个话题不仅对俄罗斯汉学很重要，对全世界的汉学也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汉学还比较年轻，它不是文明的对抗，而是文明的对话，应该有和谐合作的机制。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合作方面是有很好的先例的，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汉学和世界的汉学同行们建议我们研究俄罗斯和中国文明对话的经验和历史教训，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俄罗斯汉学的发端和形成

早在公元1711年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和中国康熙皇帝同意在中国建立俄国传教团时，俄罗斯汉学便已发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对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已有300

年的历史。在这3个世纪里，俄罗斯学者为了客观和全面地研究中国、传播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饱含深深的敬意。

18世纪和19世纪，是俄罗斯汉学的兴起和形成时期。 俄罗斯汉学在此期间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传统、历史和大力促进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往来业务。在19世纪中叶，伟大而杰出的俄罗斯学者Н.Я.比丘林、В.П.华西里耶夫、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成为了俄罗斯汉学主流学派的卓越代表。这些学者的主要特点是：以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待研究客体，特别注重对一手资料的研究，并且对邻国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持尊重的态度。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始于俄汉词典编纂和对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道德原则的研究。18世纪，中国道德原则的汇编——《三字经》首次由汉语翻译成俄语。

俄罗斯汉学界杰出的奠基者和优良传统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第16届和第17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修士司祭-神甫-驻华宗教使团团长）。他撰写了众多独一无二的关于汉语言、经济学、哲学和中国文学的著作，直至今日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19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家独具特点，他们往往与沙皇政府的官方立场严重相左。当时，俄罗斯汉学家同情太平天国，

也谴责俄罗斯沙皇政府参与镇压义和团，以及沙皇政府对中国的扩张行为。

这一时期的杰出成就是В.П.华西里耶夫教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孔子、孟子、韩非子等著作的翻译。这一时期，俄罗斯汉学家还开始了对中国宗教的研究，特别是佛教。19世纪80年代中期，В.П.华西里耶夫教授的学生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公布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成果，在圣彼得堡出版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生活原则》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首次严肃批评了关于中国是“历史化石”的论题，以及黑格尔的中国处于“精神世界自我认知程度的最低水平”的看法和康德所认为的“天朝帝国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

对中国持续深入的研究兴趣

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各界更加深切关注着中国人民，对他们无私的民族独立斗争、社会进步和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0年下半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主编的《中国》出版，这正是那一时期俄罗斯对中国浓厚兴趣的缩影。书中列举了全面涉及中国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信息，包括了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和抗日战争情况等各方面内容。

自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开始，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