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当一个人的力量不足而一群人的诉求相似时他们便会聚到一起形成一个团体,当这种纷争和诉求表现在政治上时就会形成党争。中国最早的党争雏形我想应该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各个学派都不是单纯的学术团体,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其中以墨、儒、法为甚,各派虽然互相较劲却囿于很多释怀同派学者只是具有策士身份不能在朝堂之上形成的大的党派团体。
后世几经变迁,到了明朝尤其是后期大规模的所谓“党争”出现了,各派党同伐异,几乎已经到了“只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甚至边关守将也成了党争牺牲品导致边防空虚,万历年间不但播州杨应龙、西北土司相继叛变、倭寇大举入侵朝鲜并欲以此为跳板侵略大明,而且建州女真蠢蠢欲动,终于趁明末中原烽烟四起之际大举入关,一屠再屠使大好河山生灵涂炭。固有“明亡于党争之说”,在深入一些的话又会有人出来批评中国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盘散沙”云云并列举日本人、韩国人是如何如何精诚团结。
诚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的改朝换代中已失去了汉唐时期青春勃发、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染上了种种陋习诸如冷漠、怯懦、争斗等等,但不应该就此一味的否定自己,与其揪着缺点不放让国民产生浓浓的自卑心理甚至破罐子破摔,不如聚焦优点使培养的国民自信心重塑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在研究了诸多相关史料后,笔者认为本文开篇所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明朝时突出展现内耗的问题的党政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自称“小中华”的朝鲜,“疯狂仰慕中华文明”的日本党政现象同样存在,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历史,对待历史,走出自卑自弃阴影做自信的中国人。这就是笔者写作这篇比较中朝日三国党争现象文章的缘由。
明代最激烈的党争应始于万历朝,其时万历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中央缺乏足够慑服诸派的权力中心,于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东林党、各地域党、阉党相继掌权。
提到明代党争东林党不可不谈,公元160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官回乡,他与弟弟顾允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 今天东林书院旧址还留有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可见其并非单纯的学术机构,而是秉承儒家的一贯做法,在著书立说之余讽议朝政,臧否人物。很快一些忧国忧民的朝中官员、地方实力派受到其吸引成为一股遍布朝野左右官员升迁甚至皇帝决策的强大政治力量,反对派将他们称为“东林党”,而东林党自称“清流”,控制天下舆论,统领文坛,以天道正统,为民请命自诩。与其对立的最早党派是“浙党”,浙党的主要人物是内阁首辅王锡爵以及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很快朝中官员纷纷卷入党派斗争,陆续又出现了“齐党”、“秦党”、“楚党”、“宣党”等等以主要成员籍贯命名的党派,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歧视和误解,但这并非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简单的以此批判中国人之不团结是不理智的,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会再谈到。
东林党与浙、齐、楚、宣诸党互相倾轧,互不妥协,就这样万历朝后期在激烈的党争中度过。及至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势力兴起,阉党正式搅入这摊浑水。
权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明代屡见不鲜,正统读书人很瞧不起这些靠伤害、出卖尊严自己爬上高位的人,宦官们由于身体扭曲造成心理扭曲也凭借着受到皇帝宠信处处和自命清高的读书人过不去。阉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注定和东林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早期的东林党基本上秉承了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宗旨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在反对腐败、苛政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明末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东林党逐渐失掉道德标准有
时纯粹为了骂而骂,为了打而打,只要对手反对他们就会支持,对手支持他们就会反对,这里以明末的辽东熊廷弼案为例说明。
熊廷弼为辽东守将对抵御女真进攻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因为和楚党有联系在经费、兵力等方面处处受到东林党人限制,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围攻西平,在广宁拥兵14万的王化贞一触即溃,熊廷弼只好保护溃兵进入山海关,朝廷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坚持处死熊廷弼,熊廷弼只得贿赂阉党,但又拿不出钱,于是阉党坚持处死他,东林党一看如此便东奔西走要求开释熊廷弼,这样阉党以为他与东林党有瓜葛更加紧了迫害。天启五年,熊廷弼被杀,死后传首九边。对此,后人吟咏到:“长城自毁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 从总体来看,明代后期激烈党争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
一.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虽严禁宦官干政但明成祖朱棣篡权成功离不开宦官的帮助,对宦官很是信任。其后历代皇帝不但在政治上依赖宦官“掌印秉笔”还要靠其领导的东西厂监察百官,最终使权阉做大成尾大不掉之势足以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
二.明代虽裁撤了宰相但皇帝精力有限故设置文渊阁处理政务,内阁开始地位很低,但到了明末由神宗开始皇帝疏于朝政使内阁首辅成为帝国实际上的管理者,由于缺乏的集权皇权的控制不同政治派别的官员互相攻讦,是为党争。
说完明朝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朝鲜,作为欧亚大路上紧邻中国的近邻,朝鲜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千余年的潜移默化后,到明朝时朝鲜被认为是“文化最贴近中国文化者”、“诸番邦之首”。事实上朝鲜不仅在儒学、穿着、制度上学习明朝,连党争的一套也学去了,别看朝鲜的土地面积还没有日本大,闹起来比明朝还热闹。
简单的来说从十五世纪后半叶的成宗时代开始,朝鲜的统治结构逐渐扩张。官僚阶层日益增多。俗称“两班”的文武官僚阶层人数增多。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勋贵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