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七律★登庐山 1959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诗人气质——热情、浪漫、乐观,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对于克服困难,鼓舞士气有着重要作用,但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却害大于利。伟大的诗人与前三者是一种冲突,当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建设时,他身上的诗人气质,他思想中传统文化的潜意识,促使他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人间天堂――桃花源――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的梦想。在经济体制上提出了公有制――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国有制;在分配机制中实施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这一切,都为随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埋下了定量炸弹。
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滑入低谷,毛泽东去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四、 历史机遇与中联
公有制纯粹是一种政治理论,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而公有制的实际操作模式――国有制,却是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的事物,但它并不是工业化所需要的一种经济运作形态。新中国三十年的实践证明,
它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制至少有三大害,其一,它使国家的“大脑”思维混乱。国家的“大脑”指一个国家的理论界,至今中国理论界没有人敢站出来勇敢地说他已经将国有制这一经济形态研究透彻,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以阐述清楚。如果一个国家的头脑不清醒,我们是不能指望其行为正常的;其二,国有制害了一代中国精英。国有制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当代中国的精英人物,他们掌握着庞大的国有资产,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虚化,使他们可以自由支配国有资源,然而,国家的分配政策却使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权利严重失衡,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与“精英人物”相匹配,他们利用了手中所握有的资源支配权,取得了远远超过其工资的“灰色收入”,从理论上说,他们都有经济犯罪之嫌;其三,毒害了一代平民百姓。“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人类恒古不变的真理,但国有企业却让人揣上了“铁饭碗”,不认你劳动与否,国家按时会给你发放工资,而不管你是否“劳动”,因此,国有企业的工人养成了不劳动也得食的恶习,变得事非不分。不管是倒退还是进步,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猛兽――私有制经济,成为国家被迫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八十年代中叶,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其中包括中联。 第二节:中联创始人
一、高考制度的恢复与一代新人的机遇
八十年代中叶产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这是历史机遇使然。但历史机遇只是它们能够产生的外部条件,而不是必然条件,中联的诞生,还必须有其独特的创始人群体,即一个企业产生的内在因素,否则,
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就不是中联而是五一、八一。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时代,为了保证其政权的根基,推行一种“成份论”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剥夺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物的政治权利,甚至剥夺了其爱教育的权利。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高考制度的恢复,将这一基本权利重新赋于全社会民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与拥护。一大批饱经各种磨练、富于理想的年青人,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通过公开考试,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极其珍惜这一机会,在大学校园中发愤苦读,如饥似渴地吸取人类智慧的精华,奠定了他们成为社会栋梁的基础。他们从大学校门出来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重要岗位,掌握各级实权,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中联的创始人,就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按照他们的家庭条件与政治背景,在过去是难以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第一、二年成为了国内著名高校的学生,开始了新的人生。通过四年的高校学习,当他们走出校门,迎接他们的恰好是天翻地覆的改革时代。 二、 梁袁毛唐
梁稳根,湖南涟源人,1956年12月出生于涟源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家乡读完中、小学,79年考入中南工大,83年毕业(其中休学一年),分配到343厂,85年被提拔为厂“体改委”副主任,86年率领三位志同道合者辞职创建中联,走上了一条“创建一流企
业”的不归路,成为时代风云人物。
梁稳根先生在大学读书的时代,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厂长”,因为他将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企业管理上,而对于专业学习,他总是劝同学们只要及格就行,所以同学们才这样称呼他,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未来的瞻望及志向。
唐修国 湖南安仁人,79年考入中南工大金属材料系,为梁稳根先生同班同学,83年毕业,一起分配到343厂工作。
毛中吾 湖南涟源人,高中毕业后招工到343厂,不满足于现状,82—85脱产参加电大学习,学成后回343厂工作。
袁金华 贵州兴义市人,82年哈工大毕业,分配到343厂,84年发起组织“多科园沙龙”,任主席,沙龙成为343厂青年知识分子谈人生、谈理想、谈改革的场所,成为孕育中联的温床。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中联最初创业之地是“涟源茅塘”,正好与四位创始人的姓谐音。如果说上述四人是中联的创始人,我们会说中联有五位发起人,中联的历史中必须加进翟登科先生。
翟登科,山西人,加入中联前为中南工大教授,在中联最困难的时刻加入中联,帮助中联成功地走出困境,取得了早期的成就。 三、 艰难的跨越——历史性的一步
1983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中联的创始人与许多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一样,感受到中国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热血沸腾、一心想投身到社会的改革中一显身手。但当时的国企,干部们坐着“铁交椅”、工人们端着
“铁饭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思进取、效率低下。343厂400余名大学生多数学非所用,无所事事。工厂在厂长的亲自组织下推行改革,其中就有梁稳根先生提出的方案,但阻力重重,效果甚微。梁稳根先生提出承包一个车间做改革试验,厂里研究来研究去最终还是不能同意,使他们产生一种想参与却有劲无处使的感觉。
1986年春,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高潮涌起,全国各地涌现一大批青年企业改革家,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辞掉“正牌官”,到市场闯一闯,办自己的企业,种改革的“试验田”。他们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80年代中期,“辞职”是作为一件新鲜事物出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只可说说而不能做的事。梁稳根先生家世世代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几十年节衣缩食,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国营大厂的中层干部,真可谓“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可是“辞职”,几代人的希望变成了泡影。“金凤凰”飞回了草窝,先前的自豪变成了笑料。四位创始人的辞职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同时还受到了社会的各种非议。但他们最终都克服了这些障碍,在信念的支撑下,勇敢地向前走去。 第三节:涟源时期 一、创业之初
按照组织理论学说,任何一个组织的生命周期都划分为创立期、发展期、成熟期、衰亡期四个阶段。因此,中联创立时期的最初日子,我们称做“涟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