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稻作农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史前时代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就发展出了较成熟的稻作农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经历了从起源、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大致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稻作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是稻作农业的成熟时期。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才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示出史前稻作农业的辉煌成就,并最终从史前走向了文明。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自然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o层),碳14测年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同时还提取了两地三个时期的野生稻植硅石,结合花粉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仙人洞和吊桶环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学会人工栽培水稻的漫长变化过程。在中石器时代的吊桶环中层内g层,骤然出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仙人洞下层也发现有野生稻植硅石。说明这时人们大量采集野生稻成为其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出土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特别是吊桶环上层内自下而上各小层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比例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由下部e、d层稻属植硅石野生稻、栽培稻大约各占一半,至中部c层的栽培稻植硅石比野生稻的多得多,上部b层出土大量稻属植硅石可能都属栽培稻(2)。由吊桶环逐层的稻属植硅石分析显示,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从零星到大量存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栽培稻时仍继续大量采集野生稻,两者比重随年代发生此长彼落的变化,直至完全取代野生稻。估计经历时间达数千年之久。这些发现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玉蟾岩也是一个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厚1.5米,共分6层,2层之下为文化层。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2万—前l万年,发现有烧火堆,以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打制石器,骨锥、镞、铲、钩和角铲之类的骨角器,在文化层低层出土少量火候低、厚胎的夹砂粗陶器(复原一件绳纹敞口尖底的釜形器),大量半石化的陆水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等。最重要的是还在近底层发现公元前l万年左右的稻谷4枚,经鉴定兼有野、籼、粳稻综合特征,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实物标本。同时,土样分析表明也存在水稻硅酸体,说明已开始少量栽培最原始的水稻(3)。这一发现对探讨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的概略线条。从大约公元前l万年前的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天
然谷类食物。如在吊桶环、仙人洞遗址所看到的,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量采集野生稻为食。经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逐渐对野生稻进行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4)。
吊桶环和仙人洞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稻植硅石资料也告诉我们,远古先民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术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同程度地继续采集食用野生稻,由开始时人工栽培稻比重可能比较微弱处于辅助地位,逐渐到栽培稻超过野生稻以至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可见,稻作农业起源于人们对野生稻的培育驯化。掌握了人工培育驯化野生稻的技术以后,栽培稻的种植才有可能进行,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才能有最基本的条件和基础。中国的史前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野生稻的初步驯化成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是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阶段。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就中国范围来讲,根据目前的线索综合考虑,可以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范围。在环境气候条件相似、文化底蕴接近的广大稻作起源区中,除上述吊桶环、玉蟾岩一类的山间小盆地或河谷地带遗存外,也有可能在平原、湖滨、低丘陵地区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中,存在着走向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如在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发现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就是一个线索(5)。最终,汇聚在几个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基础深厚、发展较先进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块中,形成多元发展交互作用的几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目前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突出,成为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区域。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14测定年代大致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在许多陶片中都发现夹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否属于栽培稻尚不能确定。但同时在彭头山还发现有水稻花粉,卵圆形,个体37.5—40微米,具单孔,孔较大,边缘加厚,孔径连加厚的边缘约10—12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认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农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其个体及萌发孔逐渐增大。因此,彭头山的这些水稻花粉与浙江河姆渡发现的水稻花粉形态一致,与现代水稻接近(6)。特别重要的是,在属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总数大约1.5万粒,是迄今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个地点。经对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态分析研究,认定八十垱的稻谷遗存是一群籼、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种类型,而且是一个正在向籼、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体(7)。据此可以认为,彭头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遗存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丰富的稻作农业资料,它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彭头山古环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彭头山地处澧水冲积平原 澧阳平原的低岗上,东临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为澧水,属亚热带气候。人类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彭头山文化时期,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
为森林-草原。人们在山岗附近的水域边缘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遗址还出土有许多动物和家畜骨骼。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鱼骨,反映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猪、鸡骨,其中牛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大量菱角、芡实和莲子,可能为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水稻的种植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在湖南岳阳坟山堡(9)、临澧胡家屋场(10)和石门皂市(11)遗址都发现有炭化的稻谷遗存。从胡家屋场遗址的孢粉分析来看,当时人们选择的生活地点是在靠近丘陵和河流的平原地带,这里有着次生带——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松林景观,陆地杂草茂盛,蕨类植物丰富,气候温暖湿润,靠近河道又有充足的水源,正是发展原始农业的适宜地带(12)。除从事原始的稻作农业外,人们仍需从事渔猎和采集以补充生活的来源。采集经济是丰富多彩的,从胡家屋场所收集鉴定的12个碳化植物子实标本中,共有莲藕、梅、山桃、樱桃、柿和花生6个品种,除花生一个品种尚不能最后确定外,其它5个品种的11个标本既有果核还有破碎的果实。同时,胡家屋场还出土了许多反映肉食来源的动物遗骸,而且越早的地层中越多。经初步鉴定有水牛、羊、猪、鹿、鼠、兔和禽鸟等陆生动物和鱼、螺、蚌等水生动物。除了牛、羊、猪有可能是人工饲养的以外,其余均为狩猎和渔捞的对象。
分布在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史前稻作农业。考古发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夹炭陶上陶胎中往往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草、谷壳的残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遗址采集到包含稻谷壳的陶片和红烧土块。同时各地还发现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4)。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15)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壳粒,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17)。
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