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看安娜的本我、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世界影响巨大，他著名的人格结构理论在对人性的理解、洞悉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人格结构理论是弗氏精神分析学说的一部分，人格结构理论又分为了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三者只有和谐统一，个人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与外界的各种交往，反之，就会导致人的心理失常，甚至走向死亡。
本我，即使原始的我，动物性的我。它是由遗传决定的生物的本能。本我不具有任何的有关价值、道德和伦理的因素，也缺乏逻辑的推理;它遵循的是“快乐的原则”，追求本能的快乐满足和快乐感受，声称本我纯乎是生物的，是人和任何其他动物共有的。
自我，即是现实中的我，使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是进行感觉、判断、思考和记忆的部分。此时的人不能再按照本我的要求行事，必须对本我进行约束以符合社会利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属于自我的范畴，我们按照自己的身份、性别、职业、地位等等条件来履行社会赋予我们的各种责任和义务[1]。自我根据外部的需要而活动，它的任务大部分是在对本我的控制和约束上，同时，自我又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即
它不仅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而且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因此，自我经常周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人格结构的三大部分起到整合的作用[2]。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是在自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道德化、理想化、社会化的自我。超我依据理想的原则活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这是人格的完美阶段，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安娜是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作者极力刻画的“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可怜的女人”[3]。她信奉并追求珍爱，试图挣脱上流社会的一切虚伪和欺骗，一心渴望与爱人常相厮守，但是她所遇到的真爱（渥伦斯基）是一个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军官，渥伦斯基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卑鄙的感情漩涡里，最后安娜遭到了他的唾弃和社会的唾弃，只能以死来完成最后的解脱。
安娜出身于名门望族，是皇室的后裔，年轻貌美，魅力四射，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上流社会所灌输给他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可以说此时的安娜是处于本我的状态中。
在安娜十八岁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一个大她二十岁的政界要人卡列宁。在与卡列宁生活的八年中，她恪尽职守地扮演着妻子和母亲两个角色，一切都平静如水，一切都循规蹈矩，此时的安娜处于自我阶段，因为她的生活原则与现实社会的要求是
相符的，是被当时社会和人民所能认同和接受的。
但是，安娜的悲剧也是从这八年的包办婚姻开始的，在她还不懂得爱情的时候嫁给了卡列宁，卡列宁表面风光，可是思想僵化，是上流社会旧势力，旧观念的代表，更是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在他看来，与安娜的结合，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他仕途之路上的一个点缀品而已。“他要看他的妻子，无非是他决定了每星期要去看她一次，以装之门面，加以，那天正逢十五，照他们向来的规定，他得给他的妻子多少钱作为生活费用”[3]。可见，妻子在他的眼中完全是一个附属品，依附于他的金钱，不需要什么感情。在他知道了自己的妻子与别人有染的时候，他曾考虑过决斗、分居、离婚，但最后都因有碍于他的名誉地位而放弃了。所以卡列宁所谓的道德，虽然符合社会理想，但背后掩盖的却是自私自利。
我们再看看安娜所生活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刚刚完成，处于“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新阶段，女孩可以“自由地和男子们交际，并且坚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情，与她们的父母无关……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经历了八年压抑的婚姻生活，安娜已经不是一个不懂爱情的女孩子了，她和她所处的时代一起成长，内心中追求个性自由的反叛意识开始生长。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婚姻，“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我身上一切像活人之处，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活的女人，是需要爱情的”;“我不
能自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3]。这是身处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女性的呐喊，她想摆脱上流社会的一切虚伪和欺骗，摆脱玩偶和花瓶的身份，此时的安娜已经有了追求幸福爱情的超我意识。 可以说，与渥伦斯基的相遇，为安娜实现超我的理想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安娜是在为化解哥嫂之间的婚姻危机时邂逅了渥伦斯基，渥伦斯基俊朗的外表，洒脱的举止令安娜着迷，渥伦斯基也为她的美貌倾倒，并追求她，她感到了惊慌和幸福，感到心中压抑许久的热情被唤醒了，于是安娜带着所有的激情投入到了这场爱情之中。安娜公开离开家庭，提出与卡列宁离婚，并与渥伦斯基结婚生子，这些行为揭穿了上流社会表面上温情脉脉，内心却肮脏无比的社会现实，所以这时安娜追求爱情的超我战胜了贵族婚姻中的自我。
作为生活在旧势力环境中的知识女性，安娜的出轨具有反叛精神，反映了当时在俄国社会上兴起的主张个人权力，个人自由的思想，她的大胆追求，不是以享乐为目的的一种追求，而是顺从于内心真实想法的举动，是有别于那些私下有无数情人，表面却相安无事的贵族婚姻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那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竭力隐藏住她眼
睛里的光辉，但她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3]。当渥伦斯基的赛马摔倒后，她不顾及丈夫在身边尖叫起来，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她坦然向丈夫公开表白：“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还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么处置我吧。”[3]可见，安娜全身心充满着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她冲破了封建家庭的蛛网，可是这个超我的理想被当时合法的封建婚姻家庭和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束缚着。 然而渥伦斯基并不是安娜最终的情感归宿。渥伦斯基是一个典型的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他有钱、有地位、有着符合上流社会的教养，并且按照上流社会的一切标准行事，贵族阶级的种种卑劣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中。他追求安娜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因为一个“伟大”的男子汉，如果能够击败所有的情敌，得到已婚贵妇的青睐，就是他们伟大而光荣的胜利，从而会受到他们的羡慕和崇拜。所以他对安娜的爱，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安娜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玩偶”。渥伦斯基认为“爱情是消遣，是享乐，是为生活调味的刺激”[4]。所以随着时光的流逝，邂逅时的激情开始褪去，他开始视安娜的爱是种拖累，他先前对安娜的爱逐渐被一种虚荣心得不到满足的愤怒所代替，于是，两个人经常为一句话，一件小事而争吵，以至感到“简直无法忍受了”，发出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的怒吼。“在他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到穷途末路和不顾一切地冷酷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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