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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法律思考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公众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未能顺利出台，凸显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而仍未形成社会共识。在连续三年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成为排在首位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甚至反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从远景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目前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大多发自经济学界，但究其根本，不论何种改革方案最终都需要转化为法律实施，因此探讨收入分配改革的法律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收入分配改革改什么
收入分配改革是目前中国改革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选项，也是利益博弈最为剧烈的。普通民众期望从收入分配改革中获取更多的个人收入，国家寄望于收入分配改革夯实税基、涵养税源，垄断国企则要求在改革中扩大自身利益。
可以说，每个人眼中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诉求都不尽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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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欢迎阅读 以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改革方案可能并非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更多的是在这一领域推进改革的战略纲要。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进行调整，然而当前最大的社会矛盾与纠结点在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这一领域改革最为根本的路径选择体现在财税法律制度的变革上。
分配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融合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维构造的社会核心命题。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为了在分配主体之间有效界定分配的权力与权利，对分配结构实施有效调整，以确保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分配问题。
在这一改革命题中，首先要处理好国家与国民财富分配的问题，即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的选择。在我国，国民收入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分配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合理。在财政收入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集中，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政府收入增长过快、比重过高。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连续几年以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的速度增加，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增长却一直低于GDP的增长。
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里，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高。当然，单纯地分析财富向政府集中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政府在取得大量收入的同时，能够高效地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大其职能范围提供公共物品，同样会带来“民富”的效果，那么这种集中就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例如瑞典等北欧国家实施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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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欢迎阅读 在于，财富向政府集中的同时，民众并未获得相应的公共物品。在财政支出方面，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表现在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行政管理支出不断膨胀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长期增长缓慢。
其次，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富分配问题。有人或许不理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富分配与普通民众有何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与每个人切身感受紧密关联的教育事业中，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这个目标自1993年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没有实现。中央政府制定4%的经费目标，这是点菜，具体买单的则是地方政府，中国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责任主要在省以下地方政府。
作为内陆最富有的省份广东，财政规模目前处于全国首位，每年收入增幅在20%左右。政府工作报告写明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可广东省原省长黄华华和省教育厅厅长罗伟两位代表在“两会”时都认为，地方教育投入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交给中央的财政收入里本来就有很多是用于基础教育的。也就是说，分税制上交中央的钱中就包含了教育经费，如果地方仍按4%来算，“广东省办不到，广州市也办不到”。广东办不到，其他省市恐怕更难。 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确立分税制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过高，地方政府财力严重不足，中央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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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欢迎阅读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一直就财税关系进行着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表现为财权逐渐上收而事权逐渐下放的过程，并导致财权与事权的不相适应的结果。在我国，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另一方面，财政的收益权和财政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而政府间转移支付均等化程度又较低，这使得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处于失衡状态。这才是中央政府大笔一挥点菜，地方政府买单却叫苦不迭的根本原因。
最后，但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最为关切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引发了一场热议。国家统计局一口气发布了近十年来的表征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然而，西南财经大学不久前发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质疑者提出：民间数据为何与统计局掌握的数据有这么大的差距？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规范的民间调查，应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但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制度，都需要一个规范的抽样方法，都需要一个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都需要一个严谨的发布态度。”对统计局发布的逐年下降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微博上感慨：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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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欢迎阅读 话都不敢这么写。
市场经济本身天然地倾向于对效率的追求，那么公平的实现则必须依赖国家的干预。在贫与富的关系问题上，理性的解决思路应该是防止过度贫富分化和保持适度贫富差距。近期，中国多家央企高管主动带头降薪，并获国资委认可。这回应了长久以来社会对垄断国企高收入、高福利的不满，在分析人士看来，可能发出了特定经济、社会、
政治背景下国企薪酬制度调整的信号，并推动国企整体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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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法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