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历史沉浮

白居易《长恨歌》的历史沉浮

白居易《长恨歌》的历史沉浮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唐代有作为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和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杨玉环之间的爱情因为故事本身曲折离奇而极富传奇色彩，加之事关大唐国运，非同寻常，所以自故事发生时起就成为诗家关注的题材。清人张采田云：”杨贵妃马嵬之变，千古伤心之事也。唐人彰之诗篇，或嘲或刺，或怜或悯，美矣，备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其实岂止唐人，自唐代到今天，评论此事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意蕴丰富的文本系列。

在唐贞元、元和之际，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的《悲喜才》，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归入”感伤”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乃是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①”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其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这与

不同阶层的接受差异有关，也可以说这是雅俗审美取向之别，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突出强调通俗性和写实性，这点符合大众的.审美，而对唐代选家和评家来说却认为其作品低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长恨歌》先是得到平民的肯定而后一点点升为”古今第一长歌”。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的结晶：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婉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

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

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其《贻陈季和书》写道：”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宋诗家评《长恨歌》：”无监戒规讽之意”。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且究治乱之由，故”稹之叙事，远过二子”(《潘子真诗话》)。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

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一篇不如数句”。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既有长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绝。在宋人看来，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

在明代《长恨歌》被推为”古今长歌第一”。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滹南诗话》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进入元、明之际，《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领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然而，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其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因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